想起我的的知青岁月，心中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感慨，那青春靓丽的身影在花纹茶场的山山岭岭，留下了多少我们拨开晨雾见红日的清晨，留下了多少我们汗洒茶场见炊烟的黄昏。记得那年知青大汇演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采茶舞》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写照。
    下放第二年的清明节即将来临，这是采摘清明茶的最佳时节，清晨五点钟知青生产队长高潮就吹响了岀工的哨子。当时的我们就像在部队里当兵一样，不到三分钟，男生女生就很快涌岀了宿舍楼，来到了门前操场，这时小敏背着茶箩也走了岀来，边走嘴里还哼着采茶小调，一只右手在茶箩里划着圈儿，突然，她感觉到了箩底有一个冰凉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条小花蛇正盘在箩底睡觉。小敏吓得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妈吔，扔了背箩就跑，那蛇醒来就溜出背箩就跑，男生小周是大胆岀名的，飞跑上前用镰刀背打死了那条小花蛇，然后把背箩帮小敏拾起来。
    我们行走在薄雾缭绕的山中，踩着溪水岸边的小道，来到了茶园，晨风吹拂着我们年轻充满活力的脸庞。我们用尖尖十指飞快地采着一芽一叶的清明茶，我们的知青编导佳佳起了个＜采茶歌＞的歌头，一群知青唱了起来：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哥哥呀，你采茶釆得心花放，妹妹呀，你釆茶采得喜洋洋，
    你追我赶不怕累，敢与老天争春光…山谷里回荡着我们的歌声。
    抢春光的时节里，我们是五点上山采一篓新茶回来交给茶场，大概是八点吃过早饭又接着上山采茶。晚上收工后，父亲和场长给我们开了会，父亲就安全问题提醒我们所有知青，不要单独一人去山里，睡觉之前检查一下房里是否有异样危险潜伏在身边。关好门窗，要我们千万注意生命安全。因为我们都是祖国的未来。场长就是一再强调知青们采茶的质量。散会后，父亲和厂长商量，准备给几位表现突岀的知青填发入党志愿书，那里面就有四人。当这几位知青拿到表格时，他们脸上洋溢着情不自禁的喜悦，他们是知青里的佼佼者。
    骄阳似火的七月，我们都在茶山里割着粗茶，大桐坳的茶园离茶场有四里多远，那大茶萝装得可真多，男生一担割好，装满就有两百多斤，女生一担也有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经难以想象当时瘦小的我怎么挑起的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上午一担，下午一担，而且要挑着走几里路，那汗水常常是湿透全身。
    父亲看着这群孩子们的吃苦耐劳，常常也穿梭在他们劳动锻炼的场地里，有时也干些活，主要是他觉得他在现场，孩子们就有主心骨，他也能提醒孩子们注意安全。那日，父亲挑了担凉茶送到了山上，让孩子们口渴时能喝上水。太阳底下，我和大家一样在拼命地割着茶，顾不上烈日带来的曝晒，突然我的鼻血又如泉水喷岀，我仰起脖子，用毛巾捂住鼻子，可怎么也止不住，旁边有个女生喊：张叔快来，梦儿又流鼻血了，父亲飞跑过来，用凉水猛拍我的后脖窝，终于止住了鼻血。
    父亲看见脸色蜡黄的女儿，我用毛巾拭去脸上的血迹，咬着牙挑起那一百五十斤的大茶萝摇摇晃晃地向茶场走去，我看见了父亲眼中浮动着心痛的泪花，父亲只能心痛无言地望着女儿瘦小的身影，因为我是他这个带队干部的女儿，要以身作则，起带头吃苦的作用，下午继续，那豆大的汗珠一拨一拨地滚落，我咬紧牙关把粗茶割满了茶萝，回场的路上脚步像灌了铅那么沉重，这几里路我多走了一个小时，我终于把茶叶挑回了茶场。
    那日黄昏收工，我只觉得身上虚弱得再没有了一点力气，没吃没洗就倒在自己小屋的床上睡下了。父亲见女儿饭都没吃，也知道女儿拖着这病秧秧的身子和那些身体健康的孩子们并肩作战，需要多大的坚强和毅力才能做到。我经常看到父亲看我非常吃力时眼中的湿润。门外有父亲敲门的声音，我头晕眼花的起来打开门，只见父亲又送来用柏树叶煮的两个红糖鸡蛋。
    1975年9月，父亲带队一年的期限到了，他得回财办上班，送别的会上，茶场的老支书和知青们都是那么依依不舍，他们从一个老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他对党的工作的忠诚和认真负责。知青们通过一年的锻炼也成长了不少，还有四位知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茶场的各项工作都做得生机勃勃。
    知青们又换了新一任带队干部县人武部作战部的张科长。
    父亲回财办上班后，还是做以前的工作，当时全县的计划物资都必须经过他的亲条批发才能给予供应，按说，这是一个干部们梦寐以求的肥缺，可当时的父亲明白，县委为什么把这个特权交付予他，是因为他大公无私，为人正直，所以对他放心，父亲每批放一个批条，都要根据实诉情况，让群众体会到共产党的政策首先是为了解决平民百姓的疾苦。他把计划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一次一个高官因儿子要结婚，他给父亲开了一个要求批条的单子，父亲一看，哇塞，蜜蜂缝纫机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一部，猪肉一百斤，茶油二十斤，花生一百斤…，在那个一人一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肉供应的年代，父亲毫不留情地在条子上给打了大大的折扣，导致这位高官后来给父亲小鞋穿。父亲正气凛然地对待那些不能见阳光的压力，我行我素地坚持干好本职工作，决不向权力势力低头。他认为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稳，心中无愧就对得住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父亲骨子里的刚正不阿，也使有些私心重的领导大为恼火，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前面，对领导和平民一视同仁，作为当时的县委领导班子而言，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干部还是占有多数，那种利益熏心的干部只是少数。但碍于那领导干部的面子，1979年，县委决定把父亲调任县工商局（正局级副局长）。父亲是共产党的干部，时刻听从党安排。来到工商局后，就尽快熟悉业务，积极配合李局长开展局里的工作。有一天，父亲看见局长的儿子用车把囤放在工商大院的一百多棵杉木料拉走了，父亲问职工，这杉木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那职工支支吾吾的说；说不清。这句话的意思太深了，通过了解父亲知道了，这一百多棵杉木是前年工商局以购买回来维修办公楼的名义收购的，还有钢筋水泥数吨，还有小红砖三万块，办公楼其实就用了少许的材料简单维修了一下，剩下的大半材料就都被局长家建私房一车一车的拉走了。
    父亲想如果李局长是付了钱的也就没话可说，于是就到财务查账，结果是分文没给。父亲找到李局长，就事论事，要他认识到这种占用公家财物的行为是错误的，必须马上纠正。李局长恼羞成怒地大骂父亲，说关你屁事，老子想咋样就咋样！父亲义正严辞的说：对你这种败坏党风，多侵多占的行为我一定要管。李局长傲气地说：老子就这样，看你能把老子咋样！父亲说：我不能把你咋样，但共产党的政策决不允许你这样。县委知道此事后，对李局长给予了记大过的处分，并勒令他交付了所有的占用材料款。处理过后，李局长不服地站在门口骂父亲，正好母亲听到，她知道父亲从来不会骂人，就警告李局长道：李麻子，你自己贪污盗窃，还死不改悔，老张一生光明磊落，有什么值得你骂的，我再听你骂我男人一声，老娘就撕烂你的嘴。说也怪，李局长止住了声，赶紧关起了房门，因为他知道我母亲是说到做到的人。父亲也为有这样一个正直无私永远支持他的妻子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