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营编制事宜在政事堂不过一个小插曲，苏辙不扯个闲聊家常出来，大家都不好说起来。更有可能无从知晓。
    政事堂需要商议的西北一带的形势，西北几路都受到了侵扰，几乎都有损失，这是这十多年最大的一场被动作战。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司马相公当年认为战事最频繁的几个寨子弃掉，以诚促和，显泱泱大国的胸怀，那些寨子又的确花费了最大比例的军费开支。却从来没去认真想想为什么那里战事最频繁最激烈？无他，战略重地，军事关键所在！也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把这些地方弃掉，意味着门户大开，战争不停下来，那就只能在更多的地方堵。
    大宋朝旧党的政事堂现在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场战事连旧党最后的一点遮羞布，节约开支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一场这种战事下来，大宋的户部发现所耗开支同样也大。
    至于那些大国胸怀的场面话，更是没人再提。西夏已经用了一场实际行动狠狠的打在所有人的脸上，这可不是一场边境冲突。这是有预谋的南下劫掠，这么多州在差不多的时间点上，同时遇到侵扰。
    政事堂得到的结论不会是战略错误，战略是不能有错的，那意味着一大堆人的倒台。那只能是前方各路各州府指挥存在问题，还好，这个时候的政事堂也会要脸面，没有去说具体哪里有错误，路的设置有些问题，不利于作战。
    大宋朝这时候的地方行政体系设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宋朝有路、州、县三级地方体系，路的作用是非常不明显的，这也是当年唐末地方割据给大家的心理创伤。还是设置以战为主的路，协调指挥前方战事。这绕过了整体战略失误的事实，只是前线各州府之间没有了统一协调指挥。既然没打好，那就重新整合一下前方州府。
    大宋调整环庆路，统领庆州、环州、保安军、定边军、怀德军、镇戎军。章楶以直龙图阁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庆州。
    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军政大权，这在宋朝地方体系已是最大。经略安抚使这个差使没有固定品衔，是个差遣，但最低是从三品，因为它一般以直学士一级以上充任。充任这个词隐然有点临时的意味，大宋朝从来不允许有一点地方割据的可能。
    章楶挂的这个龙图阁直学士恰好达最低要求。至于薪水吗？龙图阁直学士、经略使、安抚使、知庆州，头衔一加妥妥的高薪人士。
    这个任命是值得商榷的，章楶在朝廷中枢只有短暂的中层官员经历，其他时候都在地方调来调去，他之前还没有行过武事，这个时候调去守边疆，实在说不上好事，下一次出事那是得担责的。
    其实这也说明旧党的大方略是没有变的，要是想真的和西夏来一场，那就应该是朝堂旧党大佬调派北方了，从资源调配，压制地方势力，各方面都会更好，而且这个环庆路地盘也太小。（史实还要小点）
    章楶作为章惇的族兄，南方章家，他天然就被打上新党的标签，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党中坚，倒不是他反对新法，而是他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为官，很多这类官员也参与不到朝廷用什么法度上，想冒尖的那些人除外，更多的还是兢兢业业做着自己的事。
    政事堂的大事往往就在于必须考虑事情本身，也要有里面的政治考量。这么算章楶还真是很合适的人选。你看，章楶半个新党人，这次成为帅臣算提拔，至于那个位置好不好做，做不做得到，那看你本事。反正没必要弄个旧党中坚去填坑。
    章楶，进士及第，贡举第一名，初次行武事，时年六十五岁，经略安抚陕西一路，是为帅臣。（很想写的一个人物，他比起朝堂大佬，更不该被埋没。）
    ……
    潘易岭带回好消息的时候，后院几个女子还在垂泪哀伤，他实在有些受不得，这段日子不好过，也就春梅能陪着她。
    政事堂的情况已经传出来，大家讨论的是章楶这个任命，至于杨元奇那点破事，谁有心绪管。
    潘易岭清楚太后最后的那句话其实已确定事情的走向，王岩叟不会认为这时候他要还拖着，其他大佬不会把这事再捅一捅。
    潘易岭说：“行了，你们给你们相公写封信吧，让他先一边准备着。别在我这个院子哭了，你们去下杨家还是云良阁住几天都好。我手里还一堆事。”
    潘金莲一听：“事情办下了？”
    潘易岭摆手道：“办了办了，应该差不多的。”
    潘金莲也不再骚扰自己的父亲，拉着李师师就往云良阁去。
    潘易岭说一堆事是真的有一堆事，开封府前段时间起了把火，是府衙，现在大家都在收拾残局。这个时候李之纯还走了，新的府尹马上到位，更是让开封府衙多了份忙乱。
    李之纯这次躲不过去，出知成都，加了个直学士头衔，工资没怎么扣，人外放了。
    这个职位苏辙花了力气的，把他弄去自己的家乡，好好建设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一系是认可李之纯能力的，要不就不会把他丢成都去。换个新党人碰上这事，直接打翻到地底，唾沫星子都能把他喷死。
    大宋朝有没有党？真有！蜀党算不算党，应该算。只是这些政治人物，因为嘴上说着党的不存在，更让大家盘根错节，难以明确区分罢了。
    苏辙对李之纯寄予厚望，他走得时候，还建议他教育、引导当地人们学习礼仪等道德规范，让巴蜀子弟更加向上。“民习礼义，易与为善，难与为非”。
    事实，当苏轼离开开封，有心淡出政治。苏辙就自然而然成为蜀党的党团领袖。有没有这个党，自在心中。
    后世苏轼最终赢下那个时代，不仅因为诗词文章，他实在是最先放下的一个人。他从那个时候就被人认为乐天派，豁达人。这里得排开范纯仁这类人，因为他不曾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