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皇后被废这事最后的结局不算严重，对于大宋朝堂就是如此，受牵连的不过董敦逸等寥寥数人，蔡京最后的坚持压根不是案情本身，而是他在支持的另外一件事。
    这里要说到另外一个人，蔡渭。他不是现在开封蔡家的人，是当年新党宰持蔡确的儿子，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被发配岭南，死于流放。这是一场旧党内部都起纷争的案子，蔡确却因此实实在在死于流放，蔡确一族全受牵连。
    蔡京和蔡渭有过联系，蔡渭的目标是刘挚，当年最是坚持处理蔡确的人，也正因这个案件，当年刘挚一系在旧党中风生水起多人登入权利中心。
    蔡京比蔡渭想得更深，这个案子实际是按高太后的心意进行的，这就涉入权利的最核心，大宋权利的顶峰。当蔡京有意无意透露出这一点，蔡渭很犹豫。弹劾一个已外出的副相和把高太后扯进去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政事堂章惇或许愿意，李清臣和许将这些人呢？！他们心向新法，却并不认同对旧党人赶尽杀绝，更别说太后。蔡渭需要看到信号，因为一旦涉及太皇太后，要是官家和政事堂通不过，那连同他家与刘挚的恩怨都无法善了。现在蔡京告诉他，官家和政事堂能通过“或许有”废掉孟皇后，也能追溯当年的太皇太后。
    蔡京清楚自己的弟弟蔡卞一定会支持，通过蔡卞也揣摸出章惇会支持。因为如果否决太皇太后，就彻底否决当年旧党所有合法性，把旧党中人钉在耻辱柱上，奠定新党新法的绝对地位。自仁宗尝试变法图新神宗时打到顶峰，范仲淹、王安石、吕惠卿这些主张改革的人最后都倒台，蔡京归结为没把坚持旧制的人彻底清除，每每政局变动偏保守的一派就阴魂不散的再次回朝。章惇现在举起新法大旗，他一定不想自己步他们的后尘。蔡京本人则可以利用这件事奠定自己在新党中的地位。
    蔡渭的奏折引起朝堂轩然大波，奏折中他告刘挚等人当年曾有谋废立官家之举，隐约指向高太后。这是必然的，要行废立官家赵煦，仅凭几个大臣是不可能的，除非有高太后默许。
    可以说，这个折子都不需讨论，有没有意欲都好，现实赵煦就是官家。纵观高太后临朝九年，她最后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开封，不就是为了死后不会生乱，让孙子赵煦顺利接位。至于前面有没有？赵煦没有对她权利多有威胁，她何必呢？！
    就这个折子还就引起了朝堂纷纷争论，要求彻查。当官家赵煦重用新党，没能留下几个旧党的人平衡政局，类似的事迟早会发生，新党总会有人挑起，九年的压制不是每个人都能放下，何况很多人也需要这种事实现官场爬升，比如蔡京。官家赵煦耳朵边全是新党人的话语，他自己的倾向在潜移默化中一样会更改，所谓尽量维持均衡就是空想。
    政事堂一场争论后，赵煦着蔡京牵头同文馆办理此案，开封风雨大作。
    （编者语：原本想描述一下，后来想想和主角无关，一章过掉。另，小说而已。）
    这是赵煦当政绍圣年间影响极大的一场贬谪，蔡京此案能有大作为，抓住了官家和章惇这个宰持的心里。借此案，他不但将旧党一大批大臣连接贬谪，发配岭南，同时，也把宫中原高太后的一批宦官彻底清除出去。
    高太后最后幸免未被追究是事情彻底激怒向太后，向太后不理政事，事涉高太后，她却不能不出来，高太后是太后，向太后何尝不是。向太后原本就心向旧制，看中旧党中人。太后的责任能追溯，那她这个太后呢。是不是将来也可以被外朝追究责任。
    向太后因孟皇后之事已有悔意，认为自己置身事外，这次涉及高太后，她召来赵煦严肃问对。
    向太后接近哭诉，赵煦成年时候高太后未还政有错，在成长期间他却实在受到高太后的庇护，不管他这个官家行事有无错漏，高太后自始至终都确保这个官家位置。
    如果皇后废立对皇权影响还可控，主政过的高太后被如此作践，这就等于对皇权一定程度的否定。在大宋，官家代表皇权，以孝为先礼法下的太后亦代表皇权。赵煦最后时刻压下这事，这个道理他懂。
    政事堂在激烈的杂乱声中，李清臣外出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无他，他一直强烈反对追责当年旧事，更反对苛责老臣。
    蔡京没有进位，一来蔡卞就在政事堂，两个亲兄弟同时为相，容易让人侧目。二来曾布的极力阻止。
    蔡京并不在意，他知道这就是声望，当他通过这事挑起大案，在新党中就会留下痕迹，所谓集天下大望就是如此。
    这是对旧党又一场大范围的贬谪。
    吕大防、苏辙、刘挚、梁焘、范纯粹、李之纯、贾易、刘安世等等旧党中人无一幸免，贬谪之地，岭南，亦如当年蔡确。（吕大防、刘挚、梁焘等人直接死于贬谪路上，其他熬过去回来的寥寥几人。）
    这次遭贬谪的也有范纯仁。知随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
    编者语：把杨元奇拉到开封，是想和章惇扯上交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主要章惇对苏轼那种极度的爱恨，不知道如何写。
    章惇这人在历史上诟病极多，甚至定位奸臣，很大原因就是他成为宰持后，在一场场贬谪中所扮演的角色。文人士子眼中的宰持更应该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已登高位，就该放下。
    章惇的性格睚眦必报，准确点说加倍奉还，甚至最后把贬谪当成游戏。苏轼字子瞻，贬去儋州；刘挚，字莘老，贬去新州，……还刨了人家司马光家祖坟。
    抛开这类恩怨和个人魅力不谈，章惇在政治上的成就，事实为那一代人中最为称道的。其拥抱新法以后，自始至终例行此法。他成为首相那短短几年，北宋事实上扭转了乾坤，从内政到外战，可以说国富兵强。
    最开始构思本文，是想把赵煦的命延长，杨元奇作为近臣，改变那个时代。那时候，个人觉得赵煦活得久点，北宋是另外一个局面。
    写到这里，开封这个篇章落下帷幕。对比以前的开封，因为有苏轼这类人，写得更用心，也更好写，毕竟是喜欢的人。这个篇章却写得生涩无比，最后自己放弃，让杨元奇早点走。
    从写这本小说开始，重新去翻阅关于章惇的历史资料，才发觉这人的确有被埋没的嫌疑，所谓奸臣更是不可信。元朝修的《宋史》极其敷衍，因为几乎没有多加考证从各类史书中摘录，只是沿用南宋的记录，北宋是在新党（蔡京也是新党）时期亡国的，南宋关于北宋的记录就完全是站在新党对立面。从简单把新党所有人打成奸逆之人就能看出过于偏颇，那是一群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全是奸邪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