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溪卫驻守的高级将领共只有一个游击参将，两个千总。
    其中一个千总镇守在桑植安抚司，另一个在九溪卫城驻守。
    第一批出发助战的先锋部队就是由九溪卫的千总率领。
    其后总游击参将也带着主力部队前往支援。
    现在九溪卫留守兵力仅剩不到五百人，由三个百户统领，张山就是其中之一。
    桑植安抚司的兵力不能轻动，要震慑周边的十几峒的土家族土司势力。
    如果土家族土司暴动起来，其后果只会比苗民暴动更加严重。
    经过一夜的紧急征调，安福城里各家各户都已经将自家出征的年轻人名单提报了上来。
    第二天一早，书隶谷默对这些人一一登记立册，这是近五十年来，安福城第一次集合出征。
    中午，从九溪卫出征的一百八十人的援军在另一个百户带领下到达了安福城。
    这次援兵的任务是前往两江口长官司，领当地的长官司人马清理酉水两沿岸的苗民。
    因为安福城是九溪卫前往两江口的必经之路，张诚就直接让留守百户带援兵前往安福城与张山汇合。
    也免去张山还要领军回九溪后再回安福城来回跑。
    第三天晨曦破晓时分，安福城中的空地上，城内两百青壮都已经整装完毕。
    为首的一个中年汉子正是安福城百户贺伟。
    点清人数后，贺伟一溜小跑到张山面前高声禀报道：“禀报张把总，安福城军兵一百九十七人整备完毕，请下令。”
    张山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另一边已经先一步整军完成的九溪卫军兵，然后大喝一声道：“全体出征。”
    率领九溪卫援兵的百户率先向城西跑去。
    安福城贺伟则带着安福城子弟兵出征。
    侯顺、谷默也都在队伍中间。
    队伍的最后，则是左良玉和二十名侯平的私兵。
    舅舅、兄长、妹夫三个亲人都要出征去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侯平再怎么冷漠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于是就安排了左良玉等随军一起出征。
    加上左良玉这些人，以及张山本人，援军人数正好四百人。
    这两天侯平已经将此次出征的要点都反复跟两人交代过了。
    杀人，绝不能成为这次出征的主要旋律，剿抚结合，才是能彻底平定当地苗民之乱根本办法。
    平茶洞、乌罗、酉阳三地是川、贵、湖三省交界处红苗人口最多的三大聚居地。
    这三地的苗民因为悍勇，又居深山，不愿受朝廷管辖。
    但实际上这个‘不受管辖’是要打引号的。
    真实的原因，是苗民居于深山，非常穷困，他们只能依附当地土司势力生存。
    而当地的土司势力明面上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他们之间的争斗太过了的话，朝廷就会直接干预。
    就比如当年保靖宣慰司因为老土司去世，因继承问题引发了内乱。
    当年保靖宣慰司彭勇烈早逝，其子彭哈药俾幼年袭职。
    其堂叔彭大虫可宜以副宣慰使的身份代理掌管政事。
    随后彭大虫可宜将彭哈药俾杀了之后自称宣慰使。
    朝廷自然不会承认这种擅杀上官自封的行为，于是便革除其副宣慰使的身份，派兵将其捉拿入狱。
    最终彭大虫可宜死在了监狱。
    彭大虫可宜虽被革职后死在了监狱，但是他之前因功受封了两江口长官司长官之职并未革除。
    于是彭大虫可宜的后人袭职了两江口长官之职。
    而袭职保靖司的彭氏后人则不承任他们的职务，于是两家便展开了长达百年的争斗。
    因两江口彭家与永顺司彭家有姻亲关系，使得永顺司也直接加入到了这场争斗之中。
    正德年间，在朝廷的强势干预下，这场彭氏家族的内部争斗被强行压制了下去。
    但压制的只是明面上的直接争斗，暗地里的争斗从未停止。
    利用名义上‘不受管辖’的苗民闹事，就成为他们之间争斗的主要手段。
    而酉阳冉氏与彭氏之间的争斗就纯属利益之争。
    酉阳这一带，各部土司们争斗最为激烈的利益，无疑是为了贡品金丝楠木。
    历代土司，因上贡金丝楠木而获得封官比比皆是。
    永顺土司彭世麒，于正统、正德年间多次上贡金丝楠木获得朝廷册封，最终官居二品都指挥使。
    而上一任酉阳土家族土司冉维屏就于万历十七年（1589）进贡金丝楠木二十根，而获得加封武职从三品服色。
    一举成为当时这一带最有权柄的土司。
    如今他儿子冉跃龙承袭酉阳司宣抚使，地位比之他当年可就差远了。
    实际上真正造成苗民动乱的原因就是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和酉阳宣慰司为了争夺当地利益而引发的暗斗。
    苗民实际只是他们用来争斗的刀，而苗民甘愿为刀大半也是因为迫不得已。
    ……
    大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土司作乱的镇压颇有成效，树立了中央政权的权威，逐渐能够梳理苗蛮地区的事务。
    这一期间，朝廷废除了部分西南各地作乱土司，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既由朝廷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打破土司治理地方政务的传统习惯。
    为平息起义以及尽可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朝廷对民族政策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
    以缓和民族矛盾的安抚政策为主。
    政治上怀柔笼络，经济上减免赋税，文化上进行“德化”
    这样的手段‘剿抚并重’，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西南地区得以快速稳定发展。
    正统四年（1439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朝将领沐晟、沐昂两兄弟先后率军前往征讨，均以失败告终。
    其后又派兵部尚书王骥于正统八年（1443年）、十年（1445年）、十三年（1448年）三次出征麓川。
    最终迫使思氏土司臣服，但“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也使朝廷元气大伤。
    而“三征麓川”对贵州还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此时贵州各卫驻军被抽调一空，王骥三征麓川的十三万官军之中近一半抽调自贵州都指挥使司辖下各卫所。
    驿道沿途各少数民族因此常年承受难以想象的赋税和徭役负担。
    在此背景下，‘土木堡之变’成为苗民动乱的最大诱因。
    当贵州苗民和土司得知数十万朝廷精锐禁军，竟然被几万瓦剌军打败，皇帝都成为了俘虏之后便纷纷起事。
    二十余万起义武装，在西起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北达湖广武冈，南抵四川播州的广大地域内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