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伸是在高丽君臣的哀求下，从开京城到达广州城的。
    阮小二已经对泥河下游进行了一番扫荡，并派先锋船队逆河水而上，一直冲到了广州城下，摆出了阻断泥河、攻打广州的姿态。
    对于汉朝水师这种来回奔袭的无赖打法，高丽国军队疲于应对，始终无法寻找到汉军水师的主力。
    马伸举着代表汉使的节旄，在已经截断了泥河、虎视眈眈的水师官兵护送下，来到了广州城南。
    马伸手中的节旄，可是正儿八经的前汉式样，以宋尺计，长为六尺，选用的是四川行省的邛崃竹，以陇南行省的牦牛尾束为三股，看上去很是质朴。
    自隋朝以来，节旄基本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大宋则将其保留在皇帝出行时的卤簿中，号称“金节”，样式相当华丽。
    但王伦建立新汉朝，许多制度就向刘氏汉朝学习，节旄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份象征，于是再次出现。
    看到朝廷使者持节出现，沿途水师官兵纷纷欢呼了起来，这让随行的高丽使者金富轼后背突然一凉。
    他精通儒学，熟悉汉家制度，自然也很清楚刘氏汉朝的那些汉使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他有些不安地看了马伸一眼，这位山东大汉，虽然年纪大了，留着一部半白的胡须，但孔武有力的样子，让金富轼觉得，马伸随时都会从官袍下面掏出一把刀将自己劫持了！
    阮小二已经大开营门，带领一众军官人等，在营门前亲自迎接。
    他那彪悍的、充满了暴力的气质，又让一群高丽使者心里一紧，甚至不敢抬头去看。
    阮小二哈哈大笑，对马伸施礼完毕，便说：“马少卿，请！”将马伸引入帐内，却把高丽使者晾在一旁。
    “将军，此次征伐，所获几何？”入了帐，马伸便急切地问，如果水师缴获不丰，他这个汉使与高丽的谈判，还是要再拖一拖的。
    阮小二招招手，指着一旁的几个大木箱：“自六月中旬占据耽罗县，凡水师所获，皆记录在册，少卿且慢慢看！”
    马伸也不客气，便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本册子，快速翻看了起来，连看七八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如此便可以去高丽谈判了！”
    阮小二声音放低：“先生若不来，这广州城也不好打。高丽南面两道诸军被我部拉扯，尚有数万兵力，随时都能来援，须破不了这坚城！”
    对于如何骚扰抢劫，王伦颇有心得，在密信中说得明白，要求阮小二等部不得冒进，要依靠海上便利，做出攻打大城的姿态，将高丽官兵牵扯，从而给其余方向的上岸抢劫制造机会。
    所以按照阮小二等人的设想，围攻广州城，目的其实是要吸引开京城的兵力，从而消灭西海道的高丽水师的。
    只是眼下已经入冬，高丽天寒，也是时候该返回蓬莱府休整一番了。
    于是汉朝与高丽的和谈迅速敲定，金富轼也被要求作为使者前往东京城，代表高丽正式向新汉朝称臣。
    在西宁府，吴用也消停了下来。高原天冷得更早，趁着夏天对西夏发起一次抢掠，赶在秋冬之前退回，今年的活动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了。
    于是新汉朝在对西夏、高丽同时发起的掠夺战中，收获了十余万青壮男女、三万余匹战马，牛羊等十余万头。
    朝廷也对陕西、陇南两个行省下发诏令，凡边地百姓家中养马者，朝廷给予每匹幼马为期五年的养料补贴，并增设两处农学堂，负责兽医培训以及苜蓿草场的推广。
    陇南行省太仆寺牧马监的架子也大致搭设了起来，至此新朝在山东、河北、河东、陇南四个行省，重新恢复了马政。
    忙碌了快一年的王伦也舒了口气，今年有许多好消息，比如李俊在岭南与大越李朝取得了联系，李朝答应遣使入贡，与新朝结为宗藩，派出的使者已经从南海府登陆了。
    而且李俊也与大越李朝谈妥了贸易，李朝愿意每年售卖粮食，又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天朝上国协助清剿南海海域的海盗。
    至于广西行省方向，大理国也愿意向汉朝称臣，并期望能够获得巨野山阴堂印刷的精美佛经。
    大理国王段正严受制于国内权臣高氏家族，故而段氏王族从前宋时期，对中原王朝就一直很恭敬，只要大理国听话不闹事，王伦也愿意暂时不去理会。
    朝廷设行省、改州为府的事务也在逐步推行，王伦借此机会梳理了吏治，梳理了两税，梳理了商税，总之一切都在向稳定的好方向发展。
    赵不试与李光也已经到了淮水，前后募集民夫八万人次，自淮水中游开始清淤、疏通、筑堤，有欧鹏领兵协助，淮水两岸六府之地，已经疏通沟渠、水道二十余处，挖掘水塘千余。
    大约是整体气候变冷的缘故，今年淮河以北普遍降雨较少，故而淮水流域、关中、河东地区，都在兴修水利。
    王伦的最终目的还是治理黄河，但朝廷拿不出钱，更抽不出足够的人手，只能在农闲时节，由各府县官员组织百姓义务出工修缮河堤，为此尚书省再次通过了一个决议，黄河中下游流经府县，凡百姓出工者，再减免一部分明年的两税。
    其实新汉朝继承了大宋的两税制度，朝廷减免的，主要是各种附加的杂税，这些杂税名目众多，往往农夫一年收成，杂税就能抵正税的一两倍。
    故而自均田颁布推行以来，朝廷减免的多是杂税，这是第一次单独减免特定区域内一年的正税。
    王伦敢这么做，是因为各地市舶司建立后，官道商关重新梳理，民间商业行为的商税变得合理，走私情况减少，而且冗官、冗员、冗兵的大宋“三冗”，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朝廷开支的大头减少，虽然各种税赋收入相比赵佶时代也跟着减少了，但朝廷的用度也大为缓和。
    就在王伦打算愉快地度过洪武二年、迎来洪武三年时，汉朝与金国的战争，还是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