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本很快被递了上去,但等了几日却没有回音。
周总管去宫里打探之后,告诉我,皇帝看过奏本,但留中了。
留中,其实就是扔进垃圾堆,懒得再看!
这就难办了,一向视财如命的皇帝竟然没有见钱眼开。
要知道,我这十四个庄子种植的可是新式作物,虽然这些玩意在后世都是极为常见的粮食果蔬,且价格低廉。然而现在还不是,物以稀为贵,现在这些玩意几乎同胡椒一个价格,这都没能让他动心?
推广新作物的第一年,百二十亩土地就为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根本不用去叫卖,果蔬成熟时把瑞安姑姑、大姐姐、七姐姐、太子妃郭氏,三嫂嫂姚氏哄进园子,西红柿土豆炖牛肉,蛋炒西红柿,青椒肉丝......几十道菜肴,就慢慢的吃吧。临走时,奉上菜谱并烹饪方法,几筐新鲜时蔬,三斤花生油。至于宫里就不需要说了,皇祖母,皇帝,皇后三个,每几日都会送去一些。
然后,这订单就如雪片一样铺天盖地的来了。
而这订单,并不是买什么就送什么,而是反着来,送什么客户就得买什么。我这乙方做的,简直不要太爽。
即便这般,有客户还拿不到,宗亲排位第一,有爵之家排第二,然后是四品以上的官宦之家。这之后就没有了,官位太低,物产不足,瀛王府懒得伺候。
那一年真的赚的盆满钵满,睡觉都能笑醒。
第二年,眼见京畿附近种植新式作物的就多了。
关于耕种方法我并没有保密,没必要也没有用,这些作物伺候起来比稻麦还要省心,寻常老农只要用心伺候着就会有产出,索性大方一点,就公开出来。
但种子,我却没有外卖,至于客户自己留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卖辣椒西红柿总不能把籽抠出来,何况还有土豆这样的呢。
但我还是分了些种子出去,几个兄弟姐妹总是要的,还有瑞安姑姑呢,尤其隔壁的朱老五,见我每日大把大把的进银子,整个人都酸里酸气的,说话夹枪带棒。
赚了钱,我家那些庄头佃户终于来求我了。
第一年年底各庄来送年礼时,院子里跪满了各庄的管事同耆老,哭的啊一个比一个声情并茂。
那十户雇工本也是庄子里的人,新式作物如何金贵如何日进斗金怎不会同庄子里的人说呢,而我本也不是一个财独的人,十户人家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其实应该称奖金或者分红才对。
这一年,他们赚了四年的收入。
红眼病人人都有啊,如此这般,能不跪在我面前哭么?
但哭也没有用啊,我给过他们机会。
我那时并没有想到玉米土豆居然能卖到胡椒的价格,只想着佃户能多收三五斗,日子好过一些,只收三成的租子,剩余则他们自由支配。
还记得那时我被啪啪打脸,居然没人愿意去种!
这之后我才悟了,难怪当老板的总是被骂,心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人去争去抢去竞争才能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苦口婆心,摆事实讲道理?根本没有用。
第二年,有六个庄子由佃户变为长工,只拿薪俸同奖金,至于收成,所有都是我的。
若有人偷盗,则开革出府,扭送官府治罪。如果没有记错,那年处理了七个庄头,十六户人家,至于他们日后如何生存,我则完全不再去想。心若不冷,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第三年,我名下十四个庄子都从佃户沦为长工,北塘那两个庄子也开始播种新植。
而京畿,新式作物已经不算稀罕物了。可价格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推升。
我赚了第一桶金,贵圈跟进第二波,第三波则是富裕阶层。
京师几十万人口,近郊县城十几万人口也是寻常,酒楼茶肆,勾栏楚馆是数不过来的,消费基数太大,相对来说这新式作物还是供不应求。
今年,种植面积又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但价格已经同去年持平。
价格曲线马上要往下走了,可以预见,日后会逐年降低,最终沦于寻常,至于会经历多久,则不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即赚了钱又把新式作物推广了出去。
保守估计,好钱还有三五年可赚,但利润也会逐年减少,搞不好还会滞销,这年头可没有冷藏设施,没办法拉到山东山西去卖,即便拉去了,人家也不认,扩散总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舍出这些庄子,我并不是很肉疼,前提是能够换来我的自由。
只是可惜啊,皇帝还是沉默。
要不把朱老三给宰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因为这货,耽误了我多少事,剁碎了他一点都不冤。
我去求见皇帝,不见!便问安,他也给我免了!
这让我无计可施。
这一天,我把几位高才请来商议。
两年前,已到中年的徐光启终于高中进士,而且入了二甲,得授翰林。
而翰林,可以说是高官进修班,只要自己不犯蠢,熬到四品并不是难事,入内阁的机会也大大高过其他中枢部门。
这老倌也是个不管不顾的,入了翰林院依旧住在我的王府,我恶毒的猜测他就是为了免费蹭吃喝。这只是玩笑,老倌并不是一个官迷,也不会钻营。科举于他而言只不过是完成读书人的夙愿罢了,他真正爱好的,还是各种实学。
最近,他正在编撰一本新书,名为《农政全书》。
我看过部分草稿,从国家大政一直讲到田间地头,从周朝论述至而今,且不说这本书将来能有多大的作用,只这份精神就值得推崇,这才是读书人该干的正事。
风花雪月,吟诗作赋虽好,却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安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像李白,柳永,唐伯虎这样的,做个文学家,负责文化娱乐生活就顶好,真做了官入了中枢,很大可能名声就毁了,十有八九会沦于平庸。
老倌要编书,我自然举双手双脚赞成,而府里有关新式作物的零散资料极多,我正愁着无人整理呢,就都交给了他。
同坐的,还有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我的侍读毕懋康。
孙元化至今还是个秀才,举人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执念。
所以今年落榜之后,他索性辞了知行学堂副祭酒,躲在我府里一门心思的做学问。偶尔去贡院,国子监走一走,名为探讨学问,实则就是在押题!
其实没有用,主考官出的题肯定是押不中的,若被押中,考官的前途同名声也就毁了,这就是科考题目越来越不知所云的原因,都是被逼的。
科举有啥用啊,跟着我混多美,但我不能这样说,就只能由着他。
四人边喝茶边嗑瓜子,这已经是京城的新时尚。
据隔壁朱老五说,勾栏里姑娘喂瓜子更得味。我一直在犹豫在挣扎,这个年纪偶尔去嗨皮一下也不过分吧?
我把就藩的事同几位说了,叫他们帮忙出出主意,都是多年的交情,我也没什么可避讳的,这几位值得信任。
毕先生的一句话,值得我深思。
“若求之不可得,为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