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倭寇开始进攻北平到北平沦陷，前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当时作为清朝数百年的首都，这里生活了太多的百姓和名人。
    在城里，人们只听到枪炮声，谁胜谁负并没有可靠消息。下午1时，广播里传来捷报，我方已收复廊坊、丰台。城中百姓心情才逐渐好转，开始到处走访相告，但是大部分都是口口相传，没有一个是真是的报告，也没有具体的描述。只知道外面开始打仗，但是具体细节不知道。
    晚上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大量人员开始通知大家预防轰炸，预防倭寇毒气，让人准备各种灭火和防毒的东西，瞬间整个城市乱了起来，大家都开始害怕，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北平城的百姓不论贫富还是权贵，一夜都在害怕，当然也有一些投降派汉奸，这些人的做法就不好说了！
    一些胆子比较大的，想要跑到前方看看的，赶到城墙下，想看看战况究竟如何。到了才发现城墙附近都没有守军了，之前的防御工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能逃跑的都跑了！
    当时的文人朱自清，就借住在西单牌楼附近，据他回忆，他一早一早出去买报，本该繁华的北平西长安街上，“冷冷清清，比之前的午夜时分还冷清，但是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迷茫的北平人被各种谣言覆盖，有的认为国军29军打了大胜仗，事变马上就会结束，国民政府还是比较厉害，生活就可以回到以前；有的说倭寇会进来屠城，倭寇已经胜利，马上就要血洗京城，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搬家，希望离开这里，有的想做火车去南方，有的准备下乡避难。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朱自清呢朋友还说，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国军政府收复回来！大家其实都是希望取得胜利的，希望能够打败倭寇的，百姓都是比较纯朴的，都希望能够取得胜利
    朱自清及其友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备超过常人的视野和分析能力，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也不相信北平轻松沦陷，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不信29军会弃守北平，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军营一探究竟。营房里，早已没有一个官兵的影子。
    在清华，潘光旦是大家公认的硬汉。他年少时就遭遇了截肢，凭着坚强的意志完成学业，并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毕业文凭。他的弟子、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
    可是，这一天，潘光旦在军营里失声痛哭。回校后，潘光旦遇见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实秋，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默默流泪。
    岁数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了八国联军进京城的事情，他们一声长叹，机械性地关门闭户，习惯性地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
    然而，噩梦从“易帜”开始，一天比一天更坏。
    为了寻求庇护，沦陷当天，燕京大学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燕大校友在多年后感叹道：“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史学家邓之诚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门口悬挂着倭寇旗，或在门前画个红圈以示“顺民”，不由发出了“怒其不争”的感叹。
    书斋中的邓之诚有所不知，平津两地已为此发生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倭寇旗，家破人亡；有的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倭寇旗，户内阖家痛哭。报人罗隆基觉得时局严酷至此，“易帜”与爱国无关，无须苛责。
    当时人们料到倭寇兵进城后，将对抗倭分子进行屠杀，知识分子恐慌起来，停止救亡工作，烧去了抗战的宣言、传单、名册、书籍。抗倭的学生离开了学校，潜入民宅，随时准备逃亡。
    1937年8月8日，那天是立秋，有小雨。也是29军撤出后的第十天，倭寇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倭寇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倭寇的军车、吉普车，更多的倭寇商人和来华工作贸易的倭寇人，自发组织起来，到处欢呼雀跃。”
    北平人成了亡国奴。从此，上街必须躲避横冲直撞的倭寇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倭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盘查。
    开学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学校还来不及印新课本，但是旧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倭寇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老师要求学生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
    就在前几天大清早儿北平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短短几天整个世界就变了……
    不过北平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北平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倭寇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平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可惜了这做历史古都，几百年的传统，清政府的文化，北平人的生活方式……从第一批倭寇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北平沦陷期间，代表华夏这一时间的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有许许多多的也在北平，他们用自己的文学不断的鼓舞这个黑暗时期的华夏人命。
    北平沦陷时，老舍虽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丧亲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亲，正值75岁高龄，经历过庚子国难，每每讲起这场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听说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脑梗。老人不忍看家国被蹂躏，干脆打翻药碗，宁可绝食而亡。
    面对国殇，像老舍岳母这样刚烈的老人并不罕见。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也是在日寇进城后，“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给父亲料理完后事，视网膜脱落亟待手术的陈寅恪，以瞎掉一只眼为代价，果断离开了北平。
    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岛市，老舍所在的齐鲁大学。正在创作的老舍，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
    为了不成为俘虏，守住读书人的气节，老舍想要南下抗倭，但次女刚出生十几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报国，妻儿老小怎么办？
    胡絜青深明大义，一个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成了舍家抗我的楷模。
    胡絜青则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沦陷中的北平娘家，从此隐姓埋名，以教书为业，为老人尽孝。她后来回忆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倭，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沦陷后的北平，“去”或“留”拷问着每个北平家庭。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后来他接到教育部密电，便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倭寇的“黑名单”，写下遗嘱，死别妻儿。临走前，他流着眼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他哪里知道，往后孩子们连烧饼也吃不上，饿得直喊。与妻子程季淑离别后一直没见，他得到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音韵学家罗常培本想在北平闭门做学问，但最终还是跟着最后一拨北大留守学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董毅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他在日记里羡慕那些南迁的同学：“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坏”，“思想言论受挟制”，忍受生活与敌人的双重煎熬时，“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但家道中落，“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家里连个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现在无处找钱”，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长、着名史学家陈垣也想走，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华夏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思来想去，陈垣没走。
    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户籍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北平市民总的户数、人口数变动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学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两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1937年开始，包含倭寇移民在内，北平人口每年反而增长，还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涨。
    对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学人，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着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着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难”，闭门着述是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至少要有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的北平，哪还摆得下一张书桌？
    北大、清华，作为华夏最高学府，有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荣光，在遭难时，也首当其冲。
    七七事变时，正值假期，各校校长在庐山共商国事，北大、清华群龙无首。沦陷后，校长们由庐山转金陵，奔走呼号，呼吁为中华保住文脉。
    八月中旬，教育部发出撤退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口头传达：接到秘密通知后，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国立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
    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短缺，除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着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就连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胡先骕主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属于“弃之不顾”之列，只能自谋生路。
    这可说是一次无组织、无秩序的悲壮流亡，人们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贵的图书、标本或存银行，或存在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就连50毫克镭，都是赵忠尧抱着咸菜坛子带到昆明的，其他校产哪还顾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