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浙江绍兴府山阴人,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曾任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厄塞,常慷慨悲歌,晚年贫病交加,藏书数千卷也被变卖殆尽,他自称“南腔北调人”,去世时年七十三。
徐渭,出生于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岁时,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对他而言刺激颇深,徐渭十四岁时,苗夫人去世,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相处得不甚愉快。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享誉远近。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在世态炎凉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
成年后,所作的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往返于浙粤两地。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游梅岭观音洞,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还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被时人称为“越中十子”,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
二十岁考中了秀才,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直到四十一岁时,经历了八次考试的他始终也未能中举。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所属的房产、田园,荡然无存,妻子潘氏又得病早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使徐渭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却不得要领,只能徒劳而返。后开设“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以糊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等人,研习王守仁的学说。
在钻研学问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蒙古首领俺答率军在北京一带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徐渭听闻此讯后,义愤填膺,挥笔创作《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臣严嵩误国。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此时,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胡宗宪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徐渭不满于胡宗宪傍依权臣严嵩,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进入了总督衙署。此后,徐渭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谋划,助其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被逮捕至京,徐渭便离开了总督府。
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师,后因与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辞归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徐渭只得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此事。
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在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
出狱后,徐渭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在宣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
神宗即位初年,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六十岁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便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
徐渭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从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徐渭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着《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着,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