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字为善，唐朝第三位皇帝，李世民第九子，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母弟，出生于东宫丽正殿，封晋王。后太子李承乾与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被册为皇太子，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积、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在位期间先后消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高宗时期唐朝版图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扩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中部，维持了三十二年。
    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皇后乘机开始参与国家大事，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去世于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你认为这部《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对答道：“孝道最为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后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君子侍奉君上，到了庙堂之上想着为国尽忠，退居在家的时候想到是劝谏君主的过错，纠正其恶。”唐太宗听闻大喜，说道：“你如果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晋王李治才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了左右之人，唐太宗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
    唐太宗晚年，由于宠爱第四子魏王李泰，而导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一方争夺储位，由于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结果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黜。唐太宗打算立四子李泰为储君，李泰许以唐太宗将“杀子传弟”，表示将来将皇位传与胞弟晋王李治，李泰又以汉王李元昌事恫吓与李元昌交好的李治，李治将此事告诉李世民，而被废的李承乾也坦承自己谋反，是因为李泰对太子位有所图谋。
    李世民下定决心，带着李治驾临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因为诸子诸弟争位之事而欲拔剑自杀，长孙无忌等出面阻拦，表示晋王李治可立为储君。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的才能。
    唐太宗将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神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多日。
    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李治回京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诏令其舅父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英国公李积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二人为辅政大臣。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唐高宗听从。
    河东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太宗安葬在昭陵，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立嫡妻王氏为皇后，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
    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派遣梁建方率军征讨。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经过此事，唐高宗皇位的重大威胁势力被铲除。
    百济侵犯新罗边境，兼并新罗大片领土，新罗派使者金法敏恳请唐高宗“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高宗于是诏令百济国王曰：“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新罗！百济国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无战争之劳。”若不从命，便支持新罗同百济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
    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被拜为二品昭仪，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而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我仁孝的儿子儿媳，如今就托付给两位爱卿了，太子自幼仁孝，这都是你们了解的，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同时又对高宗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即位之后可以不用愁了。”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
    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褚遂良死于爱州，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关陇集团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出身世家，而且是先帝为高宗选择的，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想要更换皇后，也要在世族大家中选择，没有必要非要是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李治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武后向李治申诉辩解，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则遭族诛。
    这件事情过后，李治再也无由压制武后，李治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武后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李治在武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氏并称二圣。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唐高宗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武后率内外命妇，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
    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她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加严重，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怎么能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李治因而暂时停议。武后得知后，就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约千余卷；并且密令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的权力。
    李治期朝政主要和武氏共同商议处理，但李治仍掌握实权，在他执政年间，武后的支持者李义府、许敬宗等先后倒台，武后的政敌及家属拜相，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也受到任用，拟定《内训》和《外戚诫》压制武家人兴风作浪，武后对此皆无可奈何。
    李治驾到奉天宫，武后从泰山封禅以后，劝李治封中岳，李治因患病而终止。不久，高宗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要宣布赦免之书，李治想要亲自到则天门楼，由于气不顺而不能上马，于是召百姓在殿前宣读赦免书。
    当晚，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宣布遗诏：“七天装在灵柩内，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安葬在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