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上，舳舻相接，往来如梭。一艘官船缓缓西上，船上是王安石一家。
    赵顼降旨：汴河开了，他本想出宫考察一番，但又怕兴师动众、惊扰民生，因此请王相公白服鱼龙，替他一行。王家人也请一同出行，随侍左右。
    理由冠冕堂皇，其实是赵顼看王相公太辛苦，放他一天假，让他带上全家春游去。真是一段君臣相知的佳话。
    王安石欣然受命。除了感激官家厚爱，还因为两天前发生的一件事：苏轼上书，请旨外放。
    这次上书标志着守旧派留在中枢的最后一面旗帜倒下，也意味着王、苏之争最终以王安石的获胜而结束。
    惨胜！
    苏轼上书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大半年的弹劾案，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当年送父亲棺椁回乡之际，随船载了不少私盐和苏木。
    这明显是诬告，王安石心里也清楚。
    司马光直截了当地为苏轼辩解：苏轼和弟弟苏辙当初离京的时候，先帝和几位重臣一共赠银七百两，兄弟俩没有接受，难道他们反倒会去贪图那点儿私运小利？
    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故甘为鹰犬。
    但是，诬告又如何？案子还是要查的。难道苏轼能证明自己没做过一件从未发生的事？
    派去查证的人沿着当年苏家兄弟扶灵归乡的路线一路追查下去，一无所获。一直追查到苏轼老家，一户程姓人家跳出来指证：这事，有！
    苏轼有个姐姐，当年嫁到程家，结果被虐致死，从此苏、程两家断绝往来。
    案子就卡在这儿了，王安石一直压着不让结案。苏轼难受，王安石也难受。
    这件事做得实在下作，王安石也知道这么做其实是压上了自己二十多年养望得来的清名。
    但那又如何？不结案，两人一起难受。结案，苏轼倒是解脱了，王安石却还要时刻提防，苏轼这小子每次跳出来都搞得王安石浑身难受。还是一起难受好，熬着吧！
    况且，老夫就是要让你们这些人知道，为了变法成功，不管多下作的事儿老夫都会做！
    官船在河水中浮沉，一路逆行，出了喧嚣的汴梁城。
    王安石家人口不多。只有一妻吴氏，无妾。这种情况在大宋朝堂极为罕见，一共两人，另一人恰恰正是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
    吴氏生三子三女，可惜其中一子一女夭折。
    长子王雱，今天奉旨春游，没有去崇正殿说书。现在正和妻子萧氏在船头低语，这对小夫妻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羡煞神仙。
    次子王旁，未婚。才智平平，科举无名，王家小透明。看着这个儿子，王安石多少有些怀念老对手苏洵。
    虽然现在王安石风光无限，但在教子一项上，苏洵终究还是比他强一倍。
    长女已经出嫁，女婿是枢密副使吴充的儿子吴安持，今天没有随行。
    次女还在闺中，此时正陪着母亲在舱中说话。
    船行七里，王雱请求暂时靠岸，他想带妻子上岸走走，之后在前方汇合。吴氏当即同意。王安石看着南岸热闹的施工场地，略有所思，点头放行。
    放下小两口，官船继续前行。没多久，“偶遇”相继到来。
    吕嘉问是第一个。他的船停在岸边，见王相公的船缓缓驶来，带着一众锦衣才俊登船拜见。
    吕嘉问的名声不怎么好，有一顶“家贼”的帽子。
    当年《青苗法》推行，吕家深受其害，吕公着被贬颍州。吕公弼召开家族会议，集思广益写成一封奏疏，逐条批驳新法新政，打算跟王安石一决雌雄。
    当晚，吕嘉问将奏疏的内容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提前做好准备，随后在朝堂辩论中大获全胜。
    吕公弼外放太原。临走前，给吕嘉问扣上了“家贼”的帽子。
    这事儿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实情况如何，只有吕公弼和吕嘉问自己清楚。
    东莱吕氏是一个大家族。发迹于五代时期的吕梦奇，到了宋朝，先后出过吕蒙正、吕夷简这样宰相级别的人物。
    大家族向来有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传统，对此体会不深的请熟读《三国志》。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出言反对新法。
    当然这并不代表吕嘉问投靠王安石后会三心二意。
    恰恰相反，大家族之所以能维持这个传统，正是因为他们一旦做出决定，派遣部分子弟投靠一方，派出的子弟就会全心全意辅佐恩主，即便和原家族刀兵相见也毫不留情。
    吕嘉问之后，谢景温、邓绾等御史相继登船。
    邓绾也是近来汴梁城里的一位名人，不过不是啥好名声，他出名是因为说了一句“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上船的人越来越多，围着王相公嘘寒问暖，尽显谄媚。
    王家小娘子终于明白大哥为什么要提早离开。摇晃着母亲的胳膊抱怨：大哥娶了嫂子就不管她这个妹妹了，以前肯定会带她远离这种场合的。
    王旁凑过来说，还有二哥呢，二哥带你走。王小娘子回了个白眼，难道留娘自己在这里难受吗？
    总算到了目的地，众人下船。吴氏带着一双小儿女寻了处开阔地方远远躲开，眼看着王安石继续“身陷重围”，不予理睬。
    王安石知道自己被包围了，被品行不端的小人包围，被阿谀奉承之言包围。
    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不再是欧阳修宴席上的名仕，可以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想不喝酒就不喝，谁来劝酒都没用。
    他现在是宰相，而面前这些他并不喜欢的人恰恰就是他的基本盘。只有这些人会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新法，而那些“道德高尚”之人却不会。
    王安石突然想到一句话：“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这句话由章惇转述，出处是王厚和川越人王大卫的对话。
    两个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一个文武双全、忠孝仁义；一个点石成金、惠及千家。
    章惇对王厚的评价是：才情惊艳却仍年轻浮躁。
    初见时，侃侃而谈，仿佛成功唾手可得；再见时，一副尽人事、听天命的样子；最近再见，已是“但求尽早了结”之态。
    对王大卫，章惇的评价只有一个字：狂。此外再无其它。
    吕嘉问对王大卫倒是颇为欣赏，几次起了举荐之心，却被曾布所阻。曾布的理由是：其行类墨，其言近于苏、张。
    王安石曾跟长子王雱讨论过王大卫，王雱竟然想辞职做学问。
    王安石只得用变法未竟全功劝阻，谁知王雱却回答：“变法不过一家兴衰，学问才是千古事。”
    看着远处正在老妻周围嬉闹的小女儿，王安石心中叹息：可惜两个都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