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涛离开后，我陪叔叔婶婶坐了一会，对他们说大宝肯定不会有事，等矿上的事故处理完就能回来。现在已经派人去接二姐和二姐夫了，他们来了后会在家里住段时间，照顾春草和你们。
    两个老人向来相信我，能听进我的话，果然不再继续哭闹，但还是不肯下地，闭上了眼睛，躺在炕上打瞌睡。
    春草把自己住的窑洞收拾利索后，又去厨房专门给我做了碗手擀面。
    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早过了午饭时间。因为心里烦闷，我连一点食欲也没有，可看着春草可怜兮兮的样子，还是接过了她手中的饭碗。
    吃面的时候，春草说煤窑上的事大宝很少说，自己什么都不懂，问我接下来她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只是告诉她，一会二姐和二姐夫过来后，我会把事情给他们交待清楚，事故的善后处理由二姐夫代表你们家出面，所有的事都不用你操心，遇到了困难，二姐夫会直接找我商量。
    春草还是不放心，忧心忡忡地说，咱家肯定要给死人的家里赔钱，听说死一个人要花好几十万呢，大宝只给我留下了三万，咱拿啥给人家赔啊，公家会不会把这几面窑洞没收了吧。
    嫁过来一年多了，春草虽然没有参与窑上的事，但在有十几个小煤窑的村子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常来家里串门聊天，对相关的事情多少知道一些，知道要给遇难矿工的家属赔钱。
    这个问题正是我现在最发愁，也是没有食欲的主要原因，闻言更吃不下去，干脆放下筷子。
    春草见碗中的面条还剩了大半，以为自己心不在焉，在臊子中忘了放什么调料，怯生生地问我是不是不好吃。
    我摇摇头，说自己现在没心情吃饭，让她把碗筷收拾了，然后去睡一会，自己再去井口看看情况。
    说完，我没看春草的反应，又走出了大门。
    遇难者的遗体运上来后，很快就要开始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无论什么性质的煤矿伤亡事故，善后处理工作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安抚伤亡者的家属，二是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三是处理现场隐患，尽快恢复生产，争取把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三个环节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是把死者家属安抚好，想办法让他们同意把亲人的遗体火化，或者运回自家的家乡安葬。
    对家属来说，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多么伤心难过，也得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多给自己争取一些赔偿金。
    虽然国家对因公伤亡的抚恤金有明确规定，但在全社会法制建设很落后的情况下，处理涉及人员伤亡事故的时候，这个标准只能起参考作用，没有哪个遇难者家属会接受这个赔偿标谁。
    最终写在协议里的赔偿金额，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博弈的过程绝对不轻松，有可能很漫长，也可能很激烈，对当事双方来说，都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在榆树坪矿当行政科长、副科长的几年里，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伤亡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知道和死者家属协商的过程，有多么艰难，是多么地毁人三观。
    行政科虽然不是事故处理小组的牵头部门，但管着全矿职工的吃喝拉撒住。亡者家属来矿上处理亲人的后事，不但要安排住宿，一日三餐也要有人负责，这些都是行政科的职责，尽管每次都极不情愿，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参与了多次的事故善后工作。
    我们国家是人情社会，讲究死者为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对弱势群体都有天然的同情心，社会舆论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坚定地站在弱势一方的立场上。
    作为亡者的亲属，当然是弱者，需要被同情、被怜悯。这就成了有些人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威胁甚至勒索的底气和凭仗，做出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一般来说，作为责任方的涉事单位，在面对公亡者家属的时候，大多会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为了息事宁人，早点让亡者入土为安，只要对方的要求不是太过分，通常会做出较大的让步。
    受单位委托，出面和家属谈判的干部，基本上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不会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底线，每次都是先把国家规定和相关的文件材料摆到对方的面前，作为谈判的基础。
    对方肯定不愿接受法律规定的标准，通常会提出更高的要价。
    于是，双方会进入你来我往的拉锯过程，一方慢慢妥协让步，另一方逐渐降低要求，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在协议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并不是每个事故，都能以协议的方式得到和平处理，也有因为亲属的要求太过分，协商的手段和方式让矿方无法接受，双方产生了激烈对抗，最后落了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我亲历过不同寻常的事故处理过程不止一次，见过最奇葩的处理结果是，死者家属不仅没拿到一分钱抚恤金，反倒给我们行政科交了一万多块钱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遇难者的亲属竟然来了四十多个人，除了家属和近亲外，大部分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所谓的七大姑八大姨。
    这些人由他们村的村长和书记带队，霸占了招待层整整一层楼的客房，每到吃饭的时候都大呼小叫，给餐厅工作人员提出很多过分要求，甚至会强闯后厨，把给其他客人准备的饭菜抢走。
    他们不像是来协商事故处理的，倒像是专门来闹事的，要求的赔偿金额让矿劳资科的干部瞠目结舌，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得到了纯属痴心妄想的答复后，这些人便耍起了无赖，在招待所吃饱喝足后，天天都要到办公楼闹事，每次来都会挨个拜访十几名矿级领导。
    他们连续闹了半个多月，终于激起了众怒，把大家对亡者家属的愧疚和同情心理消耗殆尽。
    杨树林一个电话，公安科一百多人全体出动，把闹事的四十多个人全都绑了起来，送进了公安处看守所。先是治安拘留，后来又对除亡者父母老婆之外的其他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准备提请检察院对他们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