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若闲，实则非闲。\"
    手执香茗，静坐于内阁枢机之地，韩爌自嘲为这庙堂之首的闲云野鹤。
    六部奏疏直抵龙颜，御笔一挥，内阁唯余拟旨之责，他这辅臣之位，竟成了架空之木。
    偶有四方来奏，也不过挥毫票拟，权作点缀。
    大明疆域辽阔，四海升平，奏疏稀疏，皆因地方官吏祈愿一方安宁，非迫不得已，不敢惊扰圣听。
    \"辅臣大人，急件！董应举之奏章已至。\"
    正当韩爌以为今日又将虚度之时，一内阁中书神色匆匆，手捧奏本步入。
    \"董应举？莫非田清之事又起波澜？\"
    韩爌心中暗自盘算，先忧后喜，兵法之道，亦用于此。
    \"非也，乃欲厘定京师寺观田亩之数。\"
    \"哦？\"
    闻言，韩爌眸光一闪，讶异之色溢于董应举此举，岂非连佛祖的清净之地亦不放过，莫非皇庄勋贵之田尚不足其胃口？
    翻阅奏章，韩爌心惊不已。京城内外，寺观林立，竟坐拥百万亩良田。
    若以新政计税，岁入十万石，轻而易举。
    韩爌心中暗喜，此等功绩，足以令他重获圣眷。
    然而，寺观背后，错综复杂，且善走夫人之径，利弊权衡，韩爌眉头紧锁。
    更兼谶讳之事，牵涉甚广，他提笔欲书，却又缓缓放下。
    沉思片刻，韩爌终在奏章上挥毫“拟准”二字，决心已定。
    此奏一出，迅速流转于司礼监，最终呈于朱由校御案之上。
    \"诡寄田亩，董应举之意，深矣。\"
    朱由校览毕，抚须长叹。
    寺庙道观，亦成偷税漏税之渊薮，世间邪道，何其多也。
    未仕之人，田产虽丰，却难享优免之惠，新政虽有，犹显不足。
    此中种种，皆显大明之世，藏污纳垢，待有识之士，一一澄清。
    生员、监生、秀才之辈，仅享八十亩之限。
    家族未出举人进士，田产却盈余，何以处之？
    寻那慈悲为怀的显贵乎？
    然，真君子怎会借权势之便，侵吞他人挂靠之田？
    既无信赖之贵人可依，唯有寄望于清净庙宇，以避朝廷之赋税重压。
    “财富，皆是浮云。”
    董应举细数京城香火鼎盛之庙宇，名下良田动辄十数万，朱由校不禁再叹：“整顿，必须整顿！寺庙道观之田，皆应归为民田之列。”
    御笔一挥，于董卿奏章之上留下圣裁，犹觉不足，又添墨道：“按庙宇规模分级，持田自万亩递减至千亩，余者尽散民间，谁耕谁得。”
    言罢，朱由校忽转首问刘时敏：“朕令天津府自山东北直隶招募无地之民，赴辽东屯田之事，进展如何？”
    “禀陛下，已募得五百户，正候于天津卫，待船启航。”
    刘时敏作为司礼监掌印，对朝事了然于胸，即刻回禀。
    “五百户，尚不足矣。”
    朱由校颔首，再于奏章批注：“若有抗命者，名册上呈，令锦衣卫押送辽东，以教化蛮夷之名，行流放之实。”
    语毕，递上奏章：“速发，即行办理。”
    “遵旨。”
    刘时敏偷瞄圣意，心中暗生对僧侣道人之怜悯。
    不久，御批奏章重返内阁，韩爌阅后，对皇心又添一层洞悉。
    皇帝之“试问天下谁负朕，亦或朕负天下”之语，非虚言也。
    从皇庄纳税贵随之，再至寺庙田亩清查，乃至官员俸禄之发，皆为缙绅纳税铺路，免遭非议。
    此乃步步紧逼，试探士绅底线之举。
    至于不服者，遣往辽东“教化”，实则流放之刑也。
    韩爌确信，皇帝之剑已悬，唯待落下之时。
    思毕，韩爌命人抄录御批，存档并速送顺天府董应举。
    “吾未涉此议，作为内阁辅臣，当谨言慎行。”
    奏章回归顺天府，董应举见御批，眼神闪烁。
    原以为此议难获全力支持，乃至仅得微末之助，毕竟大明皇室与佛道渊源深厚。
    然皇帝竟全力以赴，直击要害。
    “速传本官奏章于巡检司赵主事，遍访京城庙宇道观。”
    董应举起身，将奏章交予师爷。
    “遵命！”
    师爷应声而去，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圣裁归来，即行执行。
    京南崇福寺，古刹名扬，数百载香火鼎盛。大明与佛，渊源颇深，开国太祖朱元璋亦曾出家为僧。
    然此刻，庙宇却遭顺天府衙役重重包围。
    达清大和尚，作为此间方丈，文韬武略，气度非凡，面对此景，亦难掩心中波澜。
    然而今日，佛教重返宫廷之梦已如烟云散。
    恰在此际，达清大和尚情绪失控，痛心疾首：“此非劫掠，实乃明目张胆之剥夺！”
    他紧握颈间念珠，力透绳断，那串龙眼菩提，本是达观高僧遗物，平日珍视若命，此刻却无暇顾及。
    他怒指离去的顺天府官差背影，捶胸悲叹，竟至晕厥，手中文书随之落地。
    众僧急赴搀扶，唯寺监达源和尚，目光落在遗落的文书上，心生绝望。
    他原对官府尚存一丝幻想，见此情景，心如死水。
    及至阅罢文书上顺天府知府的朱批，更觉心如刀绞，痛彻心扉。
    “此乃掠夺，明目张胆！”
    他强忍怒火，未敢出言不逊，京师之地，僧众耳目众多，恐遭举报，累及自身。
    究其根源，皆因崇福寺名下七万亩良田，一朝之间被顺天府削至五千，且限时交割。
    此非割肉之痛，实乃剜心之刑，令众僧寒心彻骨。
    顺天府田亩新政，寺庙道观分级而治，田亩限额自万至千递减，崇福寺之境遇，可见一斑。
    世人莫道皇恩浩荡，留有余地，实则此等标准，对佛道而言，无异于生死存亡之劫。
    崇福寺之富，非外人所能尽知。
    历代恩赐与民田挂靠，加之信徒自发开垦，田产浩瀚。
    而今，六万亩之巨，一朝失去，所余三千，何以维系？
    世人常言和尚富足，殊不知少林寺之例，自古有之。
    隋文帝赐田百顷，北宋时少室山四周皆为其所有，僧众万千，佃农不计其数。
    大明开国，朱元璋免税之策，更使寺庙田亩扩张无度。
    及至朱允炆、朱棣时，和尚地主化趋势明显，姚广孝辅佐朱棣，背后亦藏利益纠葛。
    顺天府此次清丈，初时波澜不惊，勋贵多顺从，然至佛道二门，则风云突变，京城内外议论纷纷。
    然其能否掀起波澜，尚待观瞻。
    \"赤足者无畏靴履之累，彼辈恰是靴中之士。
    恰似崇福寺内群情激愤，怒火燎原，京北慈云观的道士们亦是怒发冲冠，犹如群狮咆哮。
    顺天府之行径，实乃欺人太甚，一纸轻薄的公文，便掠走了他们世代耕耘的田畴。
    莫非不知，此皆道门中人汗水浇灌之果？
    ‘荒谬绝伦！’
    一白发苍苍的老道，面若赤霞，声如洪钟，犹如雄狮震怒，直指顺天府。
    ‘尔等新政，自诩仁义，何以行此巧取豪夺之事？
    天理何在？
    国体安存？’
    ‘十日为限，否则，莫怪吾等粗野之人，扰了这方净土，让你等凡夫俗子，见识何为无形之刃。’
    面对道士的愤怒，顺天府巡检司之人却视若无睹，公文一掷，冷言以对。
    ‘更闻宫中欲遣僧道赴辽东，布道宣教，望尔等识时务，勿谓言之不预。’
    言罢，公人拂袖而去，不屑与道士多费唇舌，京城庙宇众多，事务繁忙。
    衙役撤离，留下一众道士，怒火中烧，犹如烈焰中的‘清静之魂’。‘
    吾观田产，皆历代道士血汗所积，今遭一纸公文剥夺，世间公理何在，王法安存？’
    ‘此等倒行逆施之徒，祸乱苍生，天理难容，公道何存？’
    赵柳城随声附和，誓言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然，顺天府董知府对此诅咒充耳不闻，佛道中人，在皇权之下，脆弱如风中残烛，无反抗之力。
    历史镜鉴，三武灭佛，僧尼百万，亦未能掀起波澜。
    正当顺天府忙于清丈寺庙田产之际，礼部尚书孙如游造访。
    ‘董知府，可曾信教？’一语惊人。
    董知府抬头，面露疑惑。‘孙尚书此言何意？莫非消遣下官？’
    ‘若不信教，清丈之时，可曾遗漏了什么？’
    孙如游轻笑，递上文书，‘回回教？确是下官疏忽之处。’
    董知府恍然大悟，起身行礼。
    ‘多谢孙尚书提醒，下官即刻处理。’
    顺天府衙前，此刻人潮涌动，熙熙攘攘，不分贵贱，皆汇聚于此，共睹邓士亮推官与董应举知府断案之威。
    邓士亮端坐堂上，如泰山压顶，气势非凡；董应举则隐于其后，运筹帷幄。
    “饷银充盈，贪念不灭，竟敢以权谋私，侵吞民田，今日我必代天行道，严惩不贷！”
    邓士亮声如洪钟，惊堂木一拍，震得满堂皆惊。
    “锦衣卫何在？将此等蛀虫押赴菜市口，斩立决！”
    令下如山倒，锦衣卫迅疾而动，将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
    此番雷霆手段，实乃皇恩浩荡，特赐之权。那衙役因一己私欲，将道观寺庙之田私赠赵大户，终难逃法网。
    董应举知府深谙新政精髓，未雨绸缪，早有锦衣卫暗中监视，令贪腐无所遁形。
    “带下一批！”
    话音未落，一群和尚被衙役推搡而入，衣衫褴褛，袈裟难掩其惶恐之色。
    “朝廷明令，寺庙需如实上报田亩，尔等何以敢欺上瞒下，私藏公产？”
    邓士亮言辞犀利，直指要害。
    巡检司公文已至柏林寺，犹敢抗命不遵，实属目无王法。
    广汇大师领众跪拜，乞求饶命，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柏林寺和尚贪得无厌，隐瞒田亩，终引火烧身。
    此等行径，实乃佛门败类，玷污清修之地。
    邓士亮对和尚道士，无丝毫怜悯，盖因大明僧侣之中，不乏兼并土地、欺压百姓之徒，污浊之气，弥漫其间。
    然世间仍有高僧大德，清心寡欲，不可一概而论。
    此番审案，不仅彰显了大明律法之威严，更警示世人：无论贵贱，皆应守法奉公，否则必遭严惩。
    相较于那些真佛门弟子，世间充斥着更多被尘嚣蒙蔽心性的伪僧侣。
    更令人咋舌的是，据邓士亮所探知的秘辛，这批僧侣竟涉足高利贷之业，实乃佛门之耻，四大皆空之下，竟行此鬼魅之径。
    于是，柏林寺不幸成为顺天府新政立威的靶心。
    “念尔佛门渊源，教化之功，本官姑且饶尔一命。”
    但严惩不贷，“发配至辽东广宁寺，以赎前愆，弘扬佛法，赎其罪孽。”
    邓士亮一语既出，惊堂木响，广汇大师顿失神采，晕厥当场，全寺僧众皆难逃流放之命。
    辽东之地，烽火连天，此去无异于赴汤蹈火，令人唏嘘不已。
    处置既定，衙役押解僧众而出，赵三柱因举报柏林寺隐匿田产有功，获赏四千亩良田，天子诏令，赏罚分明，邓士亮当众颁赐，满城哗然，共鉴此举。
    百姓围观，啧啧称奇，地契之下，见证新政威力。
    借此良机，衙役宣讲新政：“朝廷新政，废徭役，均田亩，税赋公平，望诸君监督，共筑盛世。”
    董应举目睹此景，心中暗自点头，深知今日之审判，乃新政推行之关键。
    商鞅徙木立信，非木之力，而在其法之严明，威之重塑。
    商鞅之法，虽遭非议，然其成效显着，史记所载，秦民大悦，社会井然，此皆铁证也。
    商鞅变法，非仅一木之功，更在于其雷霆手段，严惩不贷，重塑官府权威，方能令行禁止，政通人和。
    今我朝新政，亦当如此，方能开创太平盛世。
    《周易》精髓云：“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变革之道，天命所归。”
    此处之“革”，喻为蜕变；“命”，则指天命所系，常为帝王与既得利益者所掌。
    今之变法，犹如微澜之革命，直指那些固步自封、抗拒时变之既得利益群体。
    其精髓，在于革故鼎新，去芜存菁，以期大明国祚得以绵延。
    变法与革命，非宴饮之乐，乃披荆斩棘、见血封喉之壮举。
    董应举，非池中之物，天启二年，时值广宁沦陷，东北难民如潮涌至山海关。
    他临危受命，以太仆之尊，于顺天、永平等地屯田安民，以万金购良田十八万亩，安置难民万余户，且未损公帑，反以两万两之资，为朝廷换回五谷丰登，五万五千石之巨。
    然，其勤勉反遭党争之祸，黯然离场。今朝，董公欲见天颜，仅凭奏章一封，无阻无碍，再无畏谗言中伤。
    有圣上之鼎力，董应举自是鞠躬尽瘁，虽细枝末节偶有疏漏，然于大局筹划，从未有丝毫懈怠。
    谈及忠诚，董公八十分已足令人敬仰，而邓士亮，则更胜一筹，几近九旬之高分。
    其顺天府推官之位，实乃皇恩浩荡所赐，非科举久历可得。
    故而对新政之热衷，邓公较董公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番公审，乃邓士亮力主之下，刑名司之首次亮相，意在彰显法治之威。
    惊堂木响，罪责既定，或斩或流，或赏或罚，皆依法度而行。
    邓士亮立于堂上，声如洪钟：“今日，尚有一桩府衙纠葛，待本官明断。”
    言罢，令下，两囚徒被押至堂前。外围衙役，借机向百姓解说案情，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人群之中，马东与马玉两兄弟，秀才之身，不顾体面，只为目睹这场罕见的民告官大戏。
    其因无他，此乃多年难遇之正义之战，百姓以弱抗强，勇气可嘉。
    随着原告被告一一就位，案情始末渐次展开，众人皆屏息以待，惟恐错过丝毫细节。
    咦？
    怎不见那“民告官，滚钉板”之悲壮一幕？
    原来，今时不同往日，法治昌明，自有一番新气象。
    大明非螨清，越级诉官岂同蹚浑水，尤需过荆棘之路，宛如滚针毡。
    回溯明初，太祖朱元璋之世，民告官之风，实乃鼓励之典范。
    洪武十八年间，江苏常熟一介布衣陈寿六，饱受官吏欺凌，忍无可忍之下，携手亲友，以缚龙之勇，将贪墨之官顾英擒获。
    无引路之凭，唯以《太祖大诰》为盾，顶天立地，直送南京，誓要讨个公道。
    此举，真乃“以民为本，直上青云”之壮举。
    再者，诉顺天府刑名司以清丈科之弊，此乃正途之举，非越级之诉，恰如清泉绕石，顺势而为，不违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