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经常隔着窗户跟他搭腔，可是面对面接触这还是第一次。杨远的面皮很白净，冷眼一看像个教师或者律师那样的文明人。但仔细一看，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的面部轮廓如同斧劈刀削，眼像鹰，嘴巴像狼，一身“重装备”越发显得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穿着也很奇特，下身是一条红颜色的毛裤，上身穿一件灰色的圆领衫，因为圆领衫的领口很肥大，露出一大截胸脯。他的胸膛很结实，肌肉凸起老高，看样子他在那上面下过一番工夫。我注意到，他胸脯上那个巨大的文身是一只飞翔的蓝蝴蝶。我的心悬得老高，局促地站在门口打了声招呼：“大哥，我来了。”

    杨远横着脖子把戴手铐的双手往上举了举，算是回应了一下，顺势冲我勾了勾手。

    我偷偷瞄了他一眼，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肌肉松弛，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

    我知道他不会打我，可我还是很害怕，迟迟不敢挪动脚步。

    那只蝴蝶可真漂亮啊，两只翅膀上的花纹像眼镜蛇，我知道有这么一种蝴蝶，它最能恐吓敌人保护自己闷了一阵，杨远突然把双手举过头顶，哈哈大笑：“哈哈哈！傻了？小屁孩子，我能吃了你吗？过来，两个多月没跟人好好说个话了，陪我好好唠唠。小子，这要是在外面，你想跟我说话，我还不一定理你呢妈的，憋死我了。”

    我发着懵，在门口找个空地放下铺盖，悬着心坐了上去：“大哥，想说什么你就说，我在这儿听着。”

    杨远把身子往墙上靠了靠，戴着脚镣的腿随即伸了过来：“来，先给哥哥缠缠镣子，我的手用不上劲儿。”

    好漂亮的蝴蝶啊，我努力地回忆那些曾经在梦中出现过的蝴蝶，恍惚很熟悉我突然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恐怖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脑子受了刺激才变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挪过来，把他的腿放在我的膝盖上，他的脚腕子已经被脚镣磨得像一截烤地瓜。我用一块破床单给他缠着脚镣，他就在那头就嘟囔上了：“听着啊小子，我这辈子值，死了都没说的。知道吗？该死该活不由人啊。我可能就要死了，可这阵子我还活着不是？哈哈，人啊，活着的时候就应该轰轰烈烈，轮到死也不能唧唧歪歪。我还不是跟你吹，我干的那些事情，你听都不一定听说过可是现在呢？还不是照样进来跟你这种小毛贼呆在一块儿？别紧张啊兄弟，知道我叫什么吗？蝴蝶！多么文雅的外号啊。”

    是啊，你的外号很文雅，可是你的嘴巴可不怎么样。我很讨厌他这样骂骂咧咧的，我怀疑，就这素质，在社会上是怎么当的大哥？他在我的头顶上絮叨，我就在他的脚下纳上闷了：这家伙是不是犯神经病了？你说我跟你不认不识的，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想插句话又不大敢，干脆任由他说下去。他似乎不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兀自唾沫横飞地说个不停。乖乖，他文在胸脯上的那只蝴蝶可真漂亮，我心不在焉地想杨远一直说到了开中午饭，才意犹未尽地停下了。我回忆了一下，他前面说的，跟我在这里听来的那些“吹牛喊山”故事差不多，无非就是他在外面多么的威猛，多么的有派之类，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故意装做闷头猛吃的样子，不愿意听他继续唠叨下去了。他好象并不介意我对他的不敬，随手把送饭老头多给他的那个馒头丢给我，自己三两口吃完了饭，又在一旁絮叨上了，难啊兄弟，难啊，到了这般时候，我是什么也不想说了，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回忆回忆往事喽。

    拿着他给我的馒头，我很受感动，这才像个做大哥的样子嘛。

    看在这个馒头的份上，我静下心来，摆了个小学生听课的姿势，准备仔细听他演讲。

    这次，他好象不大吹了，时不时地问我对他的印象如何。

    我说，大哥挺猛的，听说你在外面票子大大的，手下的弟兄和美女也不少。

    杨远咧嘴笑了：“这有个屁用？死了什么也没有，像一阵风。”

    外面好象下雨了，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道，这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糕。

    “我有个当作家的朋友，他曾经根据我的外号，对蝴蝶发了一通议论，”杨远清了清嗓子，“听着啊，我给你朗诵朗诵。蝴蝶美丽而温顺，喜欢阳光。每当烈日临空，在崎岖的山路上，在清凉的小溪边，你会看到它翩翩起舞的影子。它惧怕寒冷，早春或深秋的清晨，它会张开翅膀，面向太阳取暖。蝴蝶喜欢吸食花蜜，在寻觅不到花蜜的时候，它也可能吸食烂果或蛀树渗出的汁液，以维持生命。峰峦之颠，是它的聚汇场所；山隘孔道，是它飞翔的必经之路。有一种蝴蝶，在受到惊扰时，能迅速张开翅膀，酷似攻击前的眼镜蛇，恐吓敌人，籍以自卫。少顷，便腾空上飞，直上云霄，逃之夭夭。哈哈，怎么样？跟一首诗差不多吧？那可是个高人。不提他了跟你说实话吧兄弟，我一直在拖着这条命呢。娘的，我全‘吐鲁’干净了，立马上路。我死了，有些人满意了，可我呢？我还没活痛快呢。呵，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慢慢跟我呆着吧，呆长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黏糊’（拖拉）了。唉，我这心里憋屈得慌啊兄弟，我是个苦孩子出身。既然你喜欢听，我就跟你好好聊聊。聊完了我也就快要死了，我死了以后你能经常跟你的朋友们念叨念叨我，我也就知足了。要知道，我从年初就进来了，到现在还没真正跟人说过这些事儿呢。”

    “大哥你说，我听着也许我能跟你学到不少东西呢。”一番话听得我有点儿难受，这话说得很是动情。

    “这就对啦，”杨远抬手拍了拍我的脸，冰凉的手铐砸在我的肩膀上，有一种异样的疼，“兄弟，你的案子我也听说了，抢劫是吧？我估计这事儿至少得判你三年，这三年可够你受的。为什么？劳改呀，跟在外面不一样。我活了三十多岁，光在劳改队就呆了七年。呆会儿我顺便给你说说那里的事情好好听着吧，将来去了劳改队不吃亏。”

    杨远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天黑了，外面的雨也下大了，雨点打在窗台上啪啪作响。

    铁窗外的那轮月亮似乎并没被雨丝遮挡，依旧圆润瓦亮，这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过。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是在那儿长大的。记事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她的模样，想象当中她好象戴一副很厚实的眼镜，很有文化的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我爹很英俊，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公办教师，他跟我妈都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来的。我妈去世的时候，我爹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邻居们说，看看杨老师吧，孩子他娘一走，他老了许多呢。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怎样，就是心里有点儿空荡荡的，感觉失落得很，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乱忽悠，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这样的感觉让我很沮丧，有时候会半夜哭着找我妈。我爹常常搂着我一岁大的弟弟呵斥我，哭啥哭？人家你弟弟都不哭呢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我爹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在拉二胡，像野猫叫。杨远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几乎是闭上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

    我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可以帮我爹照看我弟弟，甚至还会喂家里养的一群鸭子。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的几个叔叔把我爹抬回家来。我爹的眼睛上缠着很厚很厚的绷带，我看不出他的表情，只记得他躺在床上直哆嗦，他的手把炕沿上的杠子都抠下来了，指甲翘得老高，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我很害怕，抱着弟弟躲在炕旮旯里，不敢看他是啊，我害怕，怎么能不害怕呢？我是第一次看见我爹的脸扭曲成那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爹的一只眼睛瞎了，好象是被人用石灰给揉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因为什么才这样对待他的，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我没有打听，因为我爹不让我打听，他说：你要是还孝顺你爹，就永远别去问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小，真的没打听。后来长大了，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儿内幕我很茫然，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复仇。

    那一夜，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颤抖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

    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

    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

    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真的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别人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

    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

    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

    我连忙辩解道：“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

    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腆着脸鼓励他：“远哥，你讲得太好听了，听得我热血沸腾，请继续。”

    “你奶奶的，算我倒霉”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

    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

    兄弟，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

    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的，是个一根筋脾气。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气哼哼地对我说：“杨远，咱不能这样窝囊，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我很清醒地知道，依我当时的处境，想要真正被人瞧得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狠起来，让他们都怕我。可是究竟让他们怕了以后再干什么，心里也没谱。那时候，我的头脑简单得很，只想早一天摆脱受人欺负的处境，做个受人尊敬的人。我爹老实了半辈子，活得挺窝囊，我可不想跟他一样，我要挺起腰板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之前，我的心里就有个一个模糊的念头：先想办法接近厂里的几个霸王，让他们赏识我，然后再当着他们的面儿打一次漂亮的架，再然后那时候我小，除了这些，我没怎么多想。于是，我就先探李俊海的口话，我说：“你想怎么跟他们干？”李俊海木呆呆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受人欺负。”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因为这个缘故，我爹就请人教我练过几年武术，后来我还拿过全市的刀术冠军呢。

    我家搬到城里以后，我还跟大伯家的两个哥哥一起练过一阵拳击，所以，打架我不在乎。

    听他这么说，当时我笑了笑：“俊海，跟着我干吧，咱哥儿俩会站起来的。”

    厂里的一位混江湖的大哥叫牛玉文，有一阵子跟家里闹别扭，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当时我计上心来，跟李俊海一商量，也跟厂里打了报告要单身宿舍，理由是离家远，上下班不方便。没几天，厂里就给我俩安排了，恰好就在牛玉文的房间隔壁。刚开始的时候，牛玉文根本瞧不起我俩，有时候我俩去他们房间接近他，还经常挨他的呵斥，但是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时间长了，牛玉文就不怎么讨厌我了，还经常拉我跟他喝个酒什么的。

    慢慢的，有些不重视我的人也开始对我好点儿了，不再那么颐指气使的了。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对待牛玉文更加殷勤起来现在想想，我都冒汗，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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