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庆跟小满第一次见面是在1978年,那年元庆13岁,小满12岁。那一年的秋天,街上已经很少看到游行的队伍,标语也不再是直接刷在墙上了,而是写在花花绿绿的纸上,元庆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治理整顿,拨乱反正。
元庆在中铁子弟中学上初一。他是班里最调皮的孩子,经常被老师罚到黑板前站着听课。
那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上课铃刚刚响完,班主任就推着一个跟熊猫一样圆的孩子进来了。
班主任说,这位同学是从江苏转学过来的,叫向春满。后面又罗嗦了一大通,大意是希望同学们不要欺负他,他年龄小,又腼腆。
元庆尖着嗓子喊:“我年龄大,不腼腆,交给我吧,让他跟我一起在黑板前听课!”
班主任走过来,提溜着元庆的衣领,一把将他搡出了教室。
那节课,元庆是在教室外听的。他不想跑的原因是,心里惦记着这位新来的同学。元庆的好奇心一向很重。
下课了,元庆窜进教室,直奔被一群同学围着的小满:“哥们儿,你住哪里?”
小满的普通话很蹩脚,声音却不小:“以前住徐州,现在住中铁大院……我爸爸是工程师,我妈死了,我还有个妹妹。”
同学们“哗”的一声笑了。元庆拍了一下小满刺猬一样的脑袋:“没问你那么多,彪子(傻瓜)。你住几号院?”
小满依旧不抬头,只是声音小了许多:“三号。昨天搬去的……我爸爸说,三号院住的都是工人阶级子弟,不会学坏。”
元庆矜持地点了点头:“嗯,你爹是个明白人。咱俩住一个院儿,以后上学放学我喊上你。来,叫一声哥。”
小满叫了一声哥,声音小得像蚊子。元庆两手叉腰,大喊:“我听不见——”
小满扯起嗓子,一声唱戏般的“哥”字刚喊出来,班主任又进来了,拧着耳朵将他拽出了教室。
从那以后,元庆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就多了一个伙伴。
元庆显得不太合群,倒不是他不愿意跟大家一起走,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不喜欢让自己的孩子跟元庆一起走。大人们说,元家老二是个造孽的祖宗,将来肯定会挨枪子儿。唯一一个愿意跟元庆一起走的孩子叫肖卫国,他妈跟元庆的妈是同一个车间的。因为肖卫国的下巴长得很长,还往外撅着,看上去像一把木匠用的扁铲,元庆就一直叫他扁铲。小满加入进来,走在路上的就是三个人了。
熟悉起来以后,元庆知道,小满的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舰重庆号上的机械师。小满说,解放前夕,他爸爸带着他“前妈”跟着舰队去了台湾。后来重庆号出来执行任务,整个军舰就起义了。他爸爸原先在福建当老师,后来调去徐州的一个军工厂当技术员,因为他的老家是这里的,所以后来就调回来了,在中铁总厂当工程师。小满说,他爸爸是在福建娶的他妈,他妈没有文化,一年也跟他爸爸说不上几句话。
元庆问,你妈是怎么死的?
小满说,病死的。
后来元庆知道,小满他妈是疯死的。
大人们说,前几年老满被人举报,说他曾经阻挠过重庆号起义,还跳过海,说要回台湾见他老婆。于是,老满就成了“四类分子”,经常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有一次,老满被罚站在军工厂大门口,脖子上挂着一个很沉的大铁牌子。小满他妈去给他送饭,看着他吃,看着看着就疯了。扭着秧歌在老满的跟前唱福建小调,谁也听不明白她唱的是什么。军宣队怀疑她是在跟老满对暗号,连她也被挂上了牌子。
元庆揭发小满撒谎的时候,小满哭得鼻孔下吹起好几个大鼻涕泡儿。
小满说,他妈后来跑了,好几年也找不到她。有一年,老满对小满说,你妈死在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地方了。
元庆问,她是不是被人给打死的?
小满瞪着眼睛看元庆,目光像两把锥子,元庆再也没提小满他妈的事儿。
上初二的时候,换了班主任,元庆再也不用站在黑板前面听课了。他很满足,于是老毛病又犯了,经常在课堂上制造点儿容易引发大笑的声音,比如用手指搓桌面模仿放屁的声音。这样,他经常被老师喝令站着听讲。有一次,元庆又被罚站了。坐在后面的小满用圆规戳他的屁股,说,看看吧,又成冰棍了。元庆故意捂着屁股跳起来,大喊有人暗害他。小满正不知所措,被老师一教鞭抡了出去。
从此,小满接替了元庆的“工作”,不是被轰出教室,就是站在黑板前听课。
小满能够享受这种待遇,得益于他的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
小满有点儿人常说的“蔫坏”。比如他站在一个同学的左边,从后面用手打一下那个同学的右脸,然后装模作样东张西望。再比如他坐在座位上,有女同学经过,他偷偷伸脚绊人家一下,再装做吃惊的样子过去扶人家。有同学私下里说,小满是个小流氓。
小满的妹妹小翠有个叫小凤的同学,长得像京剧里的李铁梅,她来找小翠一起复习功课的时候,小满有事没事总爱跟人家说话,其实在平时是他是很少说话的。有一次,元庆指着小凤的背影,一脸不屑地对小满说,长得俊管个屁用?俊女人最容易坏男人的事儿。
小满明明知道元庆是在嫉妒他,但嘴上仍然说,就是,要干大事的男人是不能沾上女人的,一沾准“尿”(软)。
说归这么说,小满依旧有事没事地跟小凤“搭咯”,让元庆怀疑他是个报纸上经常批判的资产阶级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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