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中国封建制度相关概念——妻妾奴仆弊端等_风花悄落(幻如空)

中国封建制度相关概念——妻妾奴仆弊端等

 

 

 【一夫一妻多妾制】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zhan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

 

 

 【古代婚姻礼仪】

 

 

 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

 

 

 一、纳采

 

 

 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二、问名

 

 

 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三、纳吉

 

 

 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五、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六、亲迎

 

 

 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带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

 

 

 【离婚制度】

 

 

 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

 

 

 第一，出妻制度。

 

 

 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

 

 

 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

 

 

 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

 

 

 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第二，和离制度。

 

 

 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

 

 

 第三，义绝制度。

 

 

 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

 

 

 第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妾】

 

 

 妾，又称姨太、陪房，亦有****﹑小老婆等俗称，是中国传统一夫多妻制下的产物，在其他东方国家（如东亚、印度、阿拉伯世界）也有或曾有过类似存在。其在中国的合法性止于中华民国建立，在香港和澳门等地亦是合例所禁止的，否则是犯上了通奸罪（指与他人妻或他人夫有染）、重婚罪（指一男数娶或一女数嫁）。在现代社会，一个男子有多个妻子的情况下，第一个妻子被视为正室，其它的被视为妾（在古时则不然，妻妾的名位决定于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及通婚的时机）。

 

 

 也作为女子对自己的谦称，类似于男人自称的“仆”。

 

 

 ==详细解释==

 

 

 嫡庶之别，在帝王则为后妃，在士民则为妻妾。结发嫡妻称为元配，元配死后再娶正妻称为继配或续弦，在社会地位上尊荣相侔，然而宗族礼法上待遇却有所不同。如慈安太后为清文宗继后，在祭奠元后时执妃妾之礼。

 

 

 有名分的妾又称侧室、偏房，她们的存在被家族和社会认可，然而地位与正妻有云泥之隔，无论表现在家族、社会还是死后的待遇上。在生前，她们必须小心侍奉丈夫及他的嫡妻、他们的孩子、甚至自己的所生（就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在贾政和王夫人跟前，眼看着自己所生的探春尚且坐着，她却要侍立，还要给贾宝玉打帘子）。在社会上，她们与丈夫的官品带来的诰封无缘，也不能在婚寿宴席上露面。在死后，她们也不能够和丈夫合葬，牌位不能入宗庙（明代宗法尤严，即使是生了皇帝、死后被追尊为太后的妃嫔，也只能享受“祭祀别殿”的入另册式的待遇）。被尊称为“如夫人”的有头脸的妾尚且如此，那么那些不具名分、仅仅供主人享乐玩弄的婢女（也称“姬”，红楼梦中称之为“通房大丫头”。还有一种贵绅蓄养以供声色之娱的家妓，也在此列），其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历史上以床头人赠人的士子不在少数，也有人见他人妾美而横加夺爱者。西晋石崇就是因为不肯以宠婢绿珠转赠孙秀，而失掉性命的。苏东坡南谪时以诸多姬妾赠人，以至日后有多人自称是他的遣妾遗腹所生。魏曹彰“爱妾换马”竟也被看作是“性倜傥”的风liu佳话。诸如此类，皆可看出姬妾的社会地位之低贱，竟与车马器物无异。

 

 

 嫡妻是丈夫所有子女名分上的母亲，所谓嫡母者也。子女称父妾为姨娘，是因为古人将妻妾比之于姊妹（先秦诸国国君的婚姻多为姊妹共嫁一夫，姊称“妻”，妹称“滕”，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陪嫁。妻妾称姊妹或许是千古遗风），从子女看来，当然是姨娘了。也有称“新娘”的，因地方而异。众所周知，在封建宗法家庭中，子女对父母要晨昏定省，承欢膝下。然而，即使对亲生的子女而言，父妾也是不入尊亲之列的，因此对子女的养育、婚嫁、前程，毫无亲权（这也就是《红楼梦中》王熙凤对赵姨娘叱责并禁止她管教贾环的依据）。虽然有的妾侍倚仗主人的宠爱，对家务颐指气使甚至萌生夺嫡之念，但却为礼法名教所不容，即使成功，也难免当时后世的不尽指弹。也有妾在妻死后被扶正的，俗称为填房，在礼仪待遇上视同续配。然而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汉家士子认为此“有辱门风”，宁肯再娶良家女也不肯将妾扶正。

 

 

 元配和续配统称嫡（其中元配更嫡）、妾和婢统称庶。嫡出子无论男女都与庶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大唐令》明文禁止以庶乱嫡，指出立嗣当以嫡为主，无嫡立长。历史上以贤明著称的帝王诸如唐太宗、康熙、乾隆都曾因此为继承人问题苦恼过。当时宗法家族的继承顺位是嫡长子、嫡长孙、嫡次子，然后才是庶出子。知道了这些，我们就明白《红楼梦》中的赵姨娘之所以要害倒王熙凤和贾宝玉，就在于这两人妨碍了她母子向上爬的机会，而并非是她有夺嫡的胆量和把握，因为大家都清楚，贾政这一支实际上的继承人，当是贾兰。所以没有财产名位之争的女儿倒还罢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一番感慨不过是针对“一等轻薄人”而发。官宦人家庶出的女儿甚至有母仪天下的，慈安太后即是。

 

 

 中国古代的姬妾制度，堪称世界奇观。此一制度，打从母系氏族消失那天起，便开始萌芽，然后茁壮成长、势不可挡。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光从制度含义来讲，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四妻制”都不如。不能不说，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姬妾制度提出了异议。《易经》言：“二女****，其志不相得，曰革。”

 

 

 然而，远见卓识和人性平等,强不过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姬妾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这话错了，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中国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姬妾是不能算做合法配偶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姬妾制”。

 

 

 氏族社会时期，国中有“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属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那就不必多说了。

 

 

 再往后，便正式出现了“妾”。妾在家庭中，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却享受不了“妻”的待遇。为什么呢？最初的原因很简单——为妻的女子，家庭出身都要高于妾。妾一般都来自卑贱低下的家庭，甚至是战败方奉献的礼品。

 

 

 因此，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

 

 

 《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满室，也是无妻的鳏夫，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

 

 

 妾的身份，至此已经成了定局，到唐宋，更是成了铁律。《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

 

 

 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但事发，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原来妾不过是男女交接之用，她们只能与丈夫亲昵，却没有资格称夫妻。

 

 

 《礼记》：“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同样是与丈夫共枕、为丈夫生育儿女，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是一个绝对的阶级社会、家长制社会，儿女婚姻都要由父母决定。也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青年男女、尤其是不同阶层间的自由恋爱，法律条文就更要严格规定妻妾之分。

 

 

 《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那就是说，假如小儿女们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的话，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

 

 

 唐朝时白居易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过一首长诗《井底引银瓶》：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妾制度，所****的，不仅仅是这些误终身的女子，爱她而无自主权的男人、以及她的儿子，都在这种制度下有苦难言。男子只能与父母认可的嫡妻同床异梦，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女人成为嫡妻的生育工具。

 

 

 再换一个角度：姬妾制度，大前提就是男尊女卑。为什么同是私奔，女子便为妾，男子便安然无恙？这是个什么道理？——此外，在这种情形下成为男子嫡妻的女人，又能有多少幸福可言？

 

 

 此外，在礼法中，妾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

 

 

 《礼记》规定：“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周礼》：“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天子可以拥有以皇后为首的一百二十个女人，皇后为嫡妻，她拥有单独与皇帝相处的资格，其它姬妾不能与丈夫独处，而且是否陪伴丈夫要经过皇后的批准。——这种制度在明清皇宫更进一步：皇帝选中侍寝的妃嫔后，要将名单送给皇后审阅，假如皇后应允，便加盖皇后印。假如皇后坚决不盖此印，皇帝也往往没有办法。如想废后、更换嫡室，那往往要影响皇帝的身后名誉，除了昏君，没有谁愿冒这个风险。

 

 

 皇帝乃是天子，他的姬妾数目最多，天子以下，妾的数目便在礼法上锐减：

 

 

 大夫只能纳两妾，士族只能纳一妾。普通富民则要到嫡妻年过五十无子的时候才能纳一妾。而且，所有的妾都不可以陪丈夫整夜，丈夫入睡后，她便必须离开。

 

 

 这个规矩对帝王的妾也一样管用。不过，规矩归规矩，肯照办的没有几个。

 

 

 姬妾制度，原本就是拥有财富特权男子的享乐方式，他们又岂能让规矩约束手脚？

 

 

 于是，在“妾”之外，更有“姬”、“婢”、“伎”等等名目。每一个名目之后，都有一群生活在痛苦中的女子。

 

 

 “姬婢伎”，她们事实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

 

 

 唐代笔记小说里，有一位名叫霍小玉的女子，她的父亲是堂堂霍王，可是她的母亲却仅仅是王爷的“宠婢”，因此，在父亲去世之后，她连女儿的资格都被剥夺，母女俩一起被霍王正式的妻妾以及正式妻妾所生的儿女赶出了王府，沦为娼妓，最终遇上薄情郎郁郁而终。

 

 

 由于法律以及社会观念影响，大多数男子也并不把自己的“姬妾婢伎”当一回事。——与现代人的平等观念恰恰相反，假如他们表现得把姬妾平等相待的话，反而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认为他自甘****、没品没行。

 

 

 唐朝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带着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家破人亡。——假若不是环境不允许，假如乔知之能够娶窈娘为妻的话，也许事情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人看来，夺妻与夺妾是两个概念，时人在指责武延嗣之外，更觉得乔知之竟为婢妾破家毫无意义。

 

 

 宋代大文豪苏轼，文风豪迈，一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泪下。然而若是考察他对待婢妾的态度，可就足以让现代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他的深情形象另作评价。

 

 

 苏东坡一生姬妾众多，风liu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基本无情无意，完全如宗法制度，仅仅是将她们视作私人物品而已。

 

 

 苏东坡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这其中据说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他也无暇过问（床头人送人已是堪，更连腹中是否有儿女都不暇过问，是何态度？）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东坡送人之妾所生的苏轼之子，就连苏东坡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孙亲密无间。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带着胎儿送人的妾还算好命的，更凄凉的是一位名叫春娘的妾。苏东坡的朋友蒋某来为他送行，偶然看见了春娘，大为钦慕，便对苏东坡说：“我有一匹白马，愿意与学士相换美妾。”苏东坡一想，以名驹换一妾，划得来呀划得来，立刻点头应允。但这消息被春娘听说之后，这个才貌双全的姬妾却不肯，指责苏东坡道：当年晏婴尚且知道不能因马罪人，你这个堂堂苏学士，美其名曰怜香惜玉，却要将人换马！激愤之下，春娘当场撞槐而死。——虽然是姬妾，却也是女人，女人而竟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视做马驴，既恨且辱，真是了无生趣。

 

 

 除了惨死的春娘，苏东坡的姬妾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王朝云。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苏东坡送人、得以陪他流放岭南的姬妾了。然而当时的苏东坡虽然已经鳏居，尽管王朝云与他同甘共苦、尽管王朝云还为他生下了儿女，她仍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妻子，到她死后，苏东坡也仍然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姬人”二字。——因为她出身卑贱，因为以妾为妻乃是当时社会大忌。这个聪慧的女子便只能一生无闻。虽然她通晓经史、临终大悟，也无力改变人生。

 

 

 此外，妾虽下贱，****更下贱，这也是士大夫的观念。虽然他们与名妓互相唱和、名士风liu，但是心里头，他们鄙视她们，不曾当真爱护或疼惜过她们的身世遭遇。苏东坡曾称一名妓为“知己”，可是最终他仍然爱惜名声，不肯纳她为妾，名妓只能在绝望之余落发出家。

 

 

 苏东坡的待妾之道，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头很有典型意义。他以豪迈豁达闻名，待妾也不过如此。试问，世上有几个女人，会甘愿做妾呢？

 

 

 为姬妾，是女子的大不幸。她们甚至连表现自己对丈夫的爱情都没有资格。

 

 

 假如哪个男子与姬妾有深情，那是要贻笑丢脸的。

 

 

 《国语》：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他的母亲警告他的姬妾：举行祭典有外人的时候，你们不准哭，也不准愁眉苦脸，更不准肿着眼睛给人看！可不能丢我儿子的脸，让外人说他居然与姬妾有情！

 

 

 光是不与姬妾有情，那倒也罢了，何况，更多的男子，都把姬妾视作取乐之具、任打任骂。

 

 

 严挺之宠爱妾玄英，其嫡子严武非常不满，趁玄英熟睡时用铁锤把她的头打碎。严挺之惩罚儿子了吗？没有！他倒是对儿子年纪小小便有杀人的勇气赞叹不已！后来严武果然成了节度使，想来严挺之便更是得意了。玄英就这样死了，还“爱妾”呢，爱个屁。

 

 

 南宋时的名将杨政，杀妾更是家常便饭：“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直吓得幕僚口不能言。

 

 

 清代，风liu才子冒辟疆纳妾董小宛，名为风liu事，实际上董小宛在冒辟疆眼里，也不过就是任打任骂之物而已。在战乱中冒家举家逃难，冒辟疆搀母扶妻，却斥骂董小宛拖他后腿，就是一个明证。董小宛侍疾之时，冒辟疆对她呼来喝去，连打带骂，说自己是病失常性。——既然失常性，为什么打骂的都是董小宛？从来也不曾打骂过母亲和嫡妻？很简单，他心里早已认定，姬妾是可打可骂之物罢了。

 

 

 本应相亲相爱的丈夫尚且如此待妾，嫡妻当然就更不用客气。

 

 

 这方面的例子不用举啦，翻开史书，简直满坑满谷。

 

 

 莫说寻常人家，就是皇宫，也不遑多让。汉献帝生母王美人，乃是五官中郎将的孙女，本是贵族小姐，但是她嫁的是皇帝，而且不幸为妾，那就只能在嫡妻皇后手下认奴认婢。她为丈夫汉灵帝生下了儿子刘协，惹得皇后妒火中烧，连产床都还没有来得下，就被一杯毒药葬送了性命。

 

 

 灵帝做为丈夫，并没有把王美人当一回事，她不过是姬妾而已，所以何皇后有惊无险地过了关。而献帝后来虽然成为皇帝，也不曾当真为母亲报仇雪恨：何皇后是他的嫡母，就算死了，刘协也不能怎么着她。王美人（其实她死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孩子）就此死得无声无息。

 

 

 北魏皇室更将杀妃视作理所当然。按规矩，太子生母必须自尽。那么自然地，不会有哪个皇后愿意去送死，所有无辜被杀的都是妃妾。在北魏皇宫，妃妾不但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

 

 

 明朝有宫妃殉葬制度，这些殉葬的女子，都是姬妾，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嫡后。清朝时，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殉葬，成了史书奇谈。所有的人都议论皇太极逼宫杀继母，为阿巴亥鸣不平——其实同时被逼殉的还有努尔哈赤的两个姬妾，几曾又看见有人注意过她们的姓名和遭遇、为她们鸣冤了？阿巴亥这个正妻死得冤，她们做姬妾的难道就该死吗？

 

 

 【关于奴仆】

 

 

 奴仆是指这个人被卖到主人家，注意这里的用词，是主人家，而不是雇主，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奴仆的主人，对奴仆有着不可冒犯的权威，甚至对奴仆有生杀大权！比如奴隶主，奴隶就是奴隶主的奴仆！

 

 

 奴仆在原则上是不能当官的。在古代，奴仆的户籍是要打和另册的，即所谓的“贱籍”。入了贱籍的奴仆，世代都是这个身份。当然，在奴仆中也有个三六九等。如果主人地位高，而这个奴仆又得评价宠，则其地位自己不同于一般奴仆。正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奴仆如果混得不错的话，比如当上管家、管事之类的，有钱也可以蓄奴婢，这在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

 

 

 但奴仆当官则有严格限制。在雍正以前，奴仆世代都不能脱籍，所以在那里，他们根本不能做官。雍正时，实施了对这些在“贱籍”的人脱籍办法，使奴仆可以得到自由身。而有了自由身的奴仆后代，则可以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参加考试、做官。但是，因为世俗的眼光，这些奴仆在做官等途径上也有诸多限制。比如一个奴仆，脱籍后要历经三代，也就是说到第四代才能参加科举、才能做官。因为，在古代，官员到达一定等级，可以追封几代祖先（所谓“光宗耀祖”），如果奴仆一脱籍，他们的儿子就考上进士甚至于做到一定品级的官职（一般只要七品官就可以追封父母了，然后官做得越大，追封祖先的代数就可以越多），那么岂不是要追封他们的祖先为官，而他们的祖先则是世人（尤其是读书人）所不耻的“贱籍”奴仆，这样的话，那些读书人就认为是“有辱斯文”而抵制。为此，就采取脱籍三代后才能获得考试做官权利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法。

 

 

 【唐代法定奴婢身份与雇佣者的异同】

 

 

 唐律所规定的奴婢身份与唐代的雇佣劳动者身份，有很大不同。唐代法定的奴婢亦即典型的奴婢，其特点根据《唐律》的有关律文，可作如下概括：

 

 

 奴婢隶属贱籍，同于资财，不被当作人来看待。这一点唐律的规定十分明确：《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律》载：“奴婢畜产，即是总同财物。”同书卷十七《贼盗律》疏议曰：“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此类条文，唐律中很多。非唯法律如此规定，唐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奴婢也的确被视为资产。敦煌文书中分家样文在记载家产时，明确将奴婢与驼畜、庄园、田宅并列在一起在遗产文书中，也将奴婢作为财产进行传授。[3]唐代征估及定户估产时，同样包括奴婢。由于奴婢系主人私有财产，因此奴婢没有独立户籍，皆列入主人户下，属于贱籍。买卖转让时，需按规定履行严格的“过贱”手续，即“买卖奴婢，皆须西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验正身，谓之过贱，及问父母见在处分，明立文券，并关太府”。[5奴婢如果被放良，“皆由冢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吐鲁番所出《唐开元四年玄觉寺婢三胜除附牒》、《唐绿叶辩辞为附籍事》等文书，都说明了奴婢贱籍的存在及唐政府对贱籍的严格管理。

 

 

 第二，奴婢对主人有强烈的隶属关系，一般不能脱离主人。《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载：“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财，即合由主处分。”主人对奴婢除不得随意杀戮外可以任意处置，奴婢则不得随意脱离主人，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

 

 

 第三，奴婢同类为婚，身份世代相袭。其为主人劳动是无期限无报酬的。《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载：“诸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疏议曰：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可见，奴婢娶良人为妻是违法的。奴婢所生子女，只能世代为奴婢。由于奴婢是主人永远的财产，因此奴婢为主人的劳动是永无期限的。其劳动成果亦为主人zhan有，毫无报酬可言。

 

 

 第四，奴婢与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与良人有着不同的量刑标准。如奴婢对于主人，除十恶之罪外，其它罪行不能告发，告发者，奴婢要被处死。而主人对于奴婢，即使诬告，也不在坐限。再如，奴婢伤主人，要被处以绞刑。而主人伤奴婢，则减伤凡人四等，过失杀奴婢无罪，故杀者仅杖一百。

 

 

 如仅就这一点来看，唐代的规定比之汉代“杀奴婢不得减罪”的规定有了倒退。

 

 

 从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可以看出，唐代奴婢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如果以此与经典作家关于“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zhan有的物品”的论点来衡量，唐代“典型’’的奴婢身上所体现的奴隶性成分是相当明显的。笔者曾以罗马法中奴隶的律文与唐律中的奴婢加以比较，指出如果仅从法律规定来看，唐代奴婢的身份地位并不比罗马奴隶的身份地位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陕西省凤翔县许多唐墓中发现的奴婢殉葬的事实，也反映了唐初部分奴婢身份地位的低下。

 

 

 在唐律法定的奴婢身上，我们是看不到封建雇佣关系的影子的。

 

 

 唐律中关于奴婢身份地位的有关条文，主要反映的是唐前期特别是唐初的情况，如果以这种典型意义上的奴婢与唐中期以后及宋代的奴婢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奴婢阶层日益雇佣化的事实。

 

 

 关于雇佣关系，其产生的时间可以说与奴隶劳动一样久远，“早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

 

 

 无论是在战国秦汉时期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封建雇佣劳动者。但是雇佣关系出现很大发展则是在工商业充分繁荣的唐中叶以后。在唐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家庭服务业等各行业中，都有不少雇佣劳动者，他们的身份、受雇原因及时间等不尽相同，作为雇佣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雇佣劳动者在法律上属于良人；自立户籍。如武则天末年李峤上书中曰：“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元和三年，皇甫涅亦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佣无依，率是编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可以看到，雇工皆为良人，不属雇主私产，有独立户籍。

 

 

 雇工与雇主较少隶属关系，有选择雇主的权力，一旦对雇主不满，可在雇限期满以后，自由离去。如《太平广记》卷二七五载，李鹄为卢肃佣力，“一春事毕，鹄即辞去”。李敬为夏侯孜之佣，寒劳备至，同辈便劝他离去，另择雇主。

 

 

 延陵有佣作坊，茅山陈生“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佣工多不肯”。后有一壮力愿去。

 

 

 雇工以出卖劳动力而取得报酬，一般受雇前皆言明雇价。如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为一道士送药囊去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

 

 

 受雇时间较长者，一般皆立有雇佣契约，如敦煌文书中有反映农业雇佣关系的雇工契十多件，契中都明确规定了雇佣的期限和雇主应付的报酬。兹引录S3877号《戊戌年(878年)令狐安定雇工契》：此契中令狐安定通过聪儿雇人劳作。雇期为正月至九月，雇价每月五斗，预付四个月雇价，其余秋后支付。被雇作人旷工一日，便要克扣报酬一斗。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不少雇佣契约。一般都是以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

 

 

 唐代雇工身份并不固定，既可为雇工，亦可转而从事其它职业。唐代不少雇工往往兼有土地，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出外打工，来去自由，婚姻亦无限制。

 

 

 雇工身份属于良人，与其它良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基本平等的。在量刑上也无根本不同。

 

 

 以雇工的这些特点，与前述唐律所反映的奴婢特点相比较，不难看出，典型意义上的奴婢与雇工在身份地位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前者主要体现的是奴隶制的成份，而后者则较多地体现了封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下的雇佣关系。两者性质不同。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弊端】

 

 

 “封建”，简单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这是上古时代战胜的部族对于战败的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统治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战争以来已有雏形。但封建制正式起源于何时，近代学者说法不一，有人主张始于西周。

 

 

 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源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根据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五帝三代时期不断发展，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周室鉴于当时诸侯之众而又各据要津，后世必为共主之患，乃著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分封周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建立国家,势力始自上达下，周天子正式成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规模正式完成。

 

 

 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

 

 

 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封建制度”开始破坏。

 

 

 春秋战国，大国兼并小国，多以其国境置县，封建制度逐渐式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种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对立，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上自三国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个时期国家行政区划管理上不同程度实行了“封建制度”，但分封不是主体；各个朝代政权稳定以后，封国与侯国实际成了行政区划体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军阀割据政权，大多数情况下，要领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如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的楚国之国王马殷，尽管于907年建国，仍旧于927年(天成二年)接受中原王朝后唐册封为“楚王”。

 

 

 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文中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翼谋认为，由封建制而入郡县制，“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

 

 

 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国政府体系统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统社会，可说是社会进化（包括产业、商业、科技、交通、军事、行政、思想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变为大一统社会，世袭贵族和全民阶级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选拔和行政制度，确立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而基层民间自治机制，仍得以延续发展；在中央则采用君主集权制，直至民国。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弊端主要有：

 

 

 ①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③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依靠其专制权威，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容易形成暴政，造成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如秦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王朝。

 

 

 中央集权往往导致了权利集中在皇帝一人，形成君主专制.。制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往往引发分裂混乱,造成宦官和外戚专权.明清时候就是极端君主制啊```什么都皇帝说了算``超乎通常意义上的皇权集中范围，出现了以抹煞臣僚政治个性，严密控制臣僚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为显著特征的非理性强化趋势，许多属于臣僚职责范围的事务，改由自己操办，皇权恶性发展，皇帝逐渐成为事必躬亲的专制家长，而且高度强调臣僚要与自己“一德一心”，反对臣僚独立思考，鼓吹臣僚凡事唯皇帝之令是从，以皇帝之是非取代臣僚之是非；广泛利用奏折制度、特务统治等手段强化对臣僚的严密监督与控制。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