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靠近左侧墙壁角落的旁听席椅子上。戴莎当起义务讲解员，为我介绍正在对抗的控辩双方以及策略。

    虽然她尽量压低声音，但仍引起角落边上一位法警的注意。不知道是否认识的缘故，那位法警也没诸多干涉，只是多看了我们几眼。

    而戴莎，只是迎着对方的视线，送过去一个亲切的微笑，便请对方转而看向别处。

    这次的公诉人由一位年轻的市检察官担任，讲话声音洪亮，精神十足，自信满满。

    难道国家检察院的人不参与吗？我问了戴莎这个问题。

    我记得奥文说过，这是个“成名”的好机会。戴莎自己也讲过这样的话。

    戴莎的说法是，就她而言，是不想，也力不从心。

    这次的对手是四十多岁的巴伦博士，律师公会的副会长，同情劳工阶层的左翼人士。

    聚能联合总部爆炸案不是一件孤立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戴莎所讲，仅就这次庭审来说，多方角力从两周前就开始了。

    能晶矿业工会的埃里主 席，和钢煤联盟工会的克劳主 席，都属于劳工运动的相对温和派，倡导“和平改革，理性诉求”，现在却被当做恐怖分子拷在重罪嫌犯席上。

    这两人被捕，引起劳工运动的地震。

    据戴莎介绍，能晶矿业工会和钢煤同盟工会是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历史悠长。除此之外，因1491年《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的颁布，全行业全类型工人可组建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大大小小上百个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良莠不齐，诉求各异，有些极端的小工会甚至号召冲破谈判框架，用暴力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而能晶矿业工会和钢煤同盟工会于7月29日组织的工人示威游行，据说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回应近年来各地矿区工人不明死难事件，要求安全保障，合理补偿及公开事件真相，另一方面是要发挥劳工运动的“表率作用”，证明自身的领导作用及温和理念。

    不料，聚能联合总部大楼遭遇晶矿业工会南方分会负责人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天游行队伍中的激进分子与治安官和警察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让“和平”变成了笑话。

    虽然两大工会主 席被捕，但劳工运动并没有停息，暴力主义重新抬头，反而有进一步失控的迹象。而且，这种暴力倾向，甚至有邪教参与其中的痕迹。

    戴莎新组建的专案组负责调查邪教犯罪案件，故对此案的进展也颇为了解。据她透露，不排除邪教继续策划某些恐怖行动的可能性，还嘱咐我要注意安全。

    回到本案的背景上。

    听说，两大工会的温和派主 席被捕后，代理组织工会的新领导层，正号召突破行业限制，筹建全国产业工人联盟工会，凝聚成更强的政治力量。

    而推动这一进程的，就是作为工会法律顾问的巴伦博士，以及其他左翼人士。

    在庭审之前，前哨战就已经打响了。

    首先是舆论战。听戴莎介绍，巴伦担任两大工会顾问后，积极推动工会加强舆论造势，通过在工人和左翼人士群体募捐，筹集经费在广告、报纸、学界论坛等各领域大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把这起案件升格到政治迫害劳工运动的高度，淡化工会人员实施爆炸行为的犯罪色彩。

    而工商联合会，据戴莎分析，其针锋相对宣传目的，可能是要借这起案件污名化劳工运动，放大极端派的暴力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如果能借此推动立法院修订1491年的劳动关系修正案，还能限制全国性工会联盟的成立。

    接着就是对审判团成员的争夺。这是戴莎特别关注的地方。据她所述，这次法官指派书记员从合格选民中进行初次抽签，最后选取150名初审合格的各界人士。虽然当前法律规定，合格选民要以纳税记录为必要条件，许多低收入工人并不符合条件，但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偏左派人士并没问题，而且人数不少。

    而对最后15名陪审员的选取，巴伦依照国家证据法则条款，反过来利用重罪指控应进行严格抽签程序的规定，于庭前会议，在多方见证下，由书记员进行现场抽签。而且最后的抽签结果不坏，超过一半的陪审员是偏左翼人士。

    经过10天左右的运作，这起刑事案件已经被炒成社会知名的政治事件。据戴莎猜测，现在法庭内外的记者，至少七成是左翼报刊人士，他们说不定已经写好通稿，不论胜败，都是大新闻。

    还有法庭外被两大工会和若干同盟重新组织起来的工人、支持者等，持续不断的抗议和造势已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

    这是个泥潭。戴莎笑着给出结论。所以，她选择旁听。

    听她的意思，似乎庭审结果也有一定的意义。

    会有什么意义呢？她没再说下去，而是看向前方。

    法庭上，那位年轻的市检察官，紧抓着凶手是能晶矿业工会下属南方分会负责人这个关键点，推断工会主 席知情并授意其行动。

    提供的证据之一，是从凶手宿舍搜出来的日记，上面记载其思想转变过程。诸如“没有希望，不如一起绝望”，“收到旨意，我将马上执行”，“以暴力对抗不公，以命换命，净化这个世界”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与工会主 席往来的信件，凶手写有如“进展顺利”，“择日将可产生爆炸性反响”，“这是革命时刻，需要鲜血来催化”等更惊人的言论。

    证据之二，是作案工具。根据专家验证及调查官追查，凶手使用的炸药，部分来自小云城云端煤矿，部分来自北方的雷岩矿区，而且还有两个钢煤同盟工会的工人参与运输，但这两人都已经潜逃。

    怎么会有来自南北两个矿区的炸药呢？据调查报告，该凶手是西北卡诺州人，曾在塞堎州的雷岩矿区工作过，且很早就加入能晶矿业工会，并于近期调任为南方分会负责人。

    不过，卡诺州的居民普遍保守，一个北方人为什么愿意到遥远的南方狂骨谋生呢？要知道，就算是所谓工会南方分会负责人，实际上也不能带来多少好处，相反还会面临各种歧视和困难。

    但是，市检察官并未就此背景展开分析，其关注点仍在作案可能性和路径上。

    证据之三，是资金流向。由能晶矿业工会拨给该分会的经费，经调查员取证，除以工业名义购买炸药外，还通过黑市购买了两把制式手枪，其中一把留在凶手宿舍，另一把由凶手携带在身上。

    如何证明凶手“收到的旨意”即是埃里的授意，以及两大工会主 席之间共谋策划犯罪呢？列为证据的来往信件上并没发现埃里写有明确的指令。

    公诉人找了一个充当污点证人的能晶矿业工会信使。

    据信使所讲，他专门负责传递重要信件和讯息，也出席了7月29日游行示威前几天的关门会议，证明确实有人提出要采取更激烈的暴力措施。在7月28日清晨，他从碎石城出发到小云城，代表埃里向凶手及钢煤同盟工会的克劳传递“来碎石城，按计划行动”的口信。

    听起来煞有其事。

    只不过，这个信使在交叉询问环节中，被巴伦问崩了。

    巴伦提出一个问题。凶手和克劳都于7月28日晚到达碎石城，并与埃里先后见过面。按常理推断，如果有什么犯罪图谋，那口信应该是没带任何嫌疑色彩的“来碎石城”即可，毕竟可以当面详聊。如果不是犯罪图谋，加上一句“按计划行动”，那所指的应是联合各地的同盟工会，于碎石城会合后组织游行示威。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信使的回答是：不知道，我有权沉默。

    于是，后续的连环询问变成了一段闹剧。

    巴伦继续问：“既然你参加过多次闭门会议，你认为埃里所指的计划是7月29日的示威游行吗？”

    信使僵硬地回答：“不知道，我有权沉默。”

    “埃里让你传递口信前，明确跟你说此计划为7月29日的示威游行，对吗？”

    “我有权沉默。”

    “你觉得埃里是白痴吗？”

    “我有权沉默。”

    “是否有人指使你，遇到不利的问题，就用‘我有权沉默’来搪塞？”

    “我有权沉默。”

    就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逻辑链，在一阵笑声中被打得粉碎。

    巴伦顺势把这种作证当成政治迫害的手段，反过来为自己的辩护加分，向陪审员们声情并茂地讲演。

    而且，他不只是单方面让陪审员们听而已。在整个辩护过程中，他无视控方的多次抗议，屡次向陪审员们发问，在近似套近乎的闲聊中让对方表态。

    这次，他将目标瞄向一位中年先生。据戴莎跟我透露，那是美奇银行碎石城负责人。

    巴伦跟这位银行家就像在一个慈善晚会上聊天，语气相当轻松愉快：“如我刚刚所讲。您一定听过这段时间的劳工运动吧，比如法庭外那些呐喊？”

    银行家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了解。”

    “您觉得，用控制、诬告等手段，压制这些声音，是表达公义的正确方式吗？”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您，先生。”

    巴伦致意过后，继续他的讲演。这时的法庭仿佛是他的个人舞台，而我们都是他的听众。

    我很惊讶于巴伦的控场能力。或许如戴莎所说，他本来就是一位很有名望和气场的人，也很善于利用这种优势。而事实上，别人也似乎很愿意成为他精彩演说的俘虏。

    还不仅于此。他所调用的，还有他的社会关系资源。

    戴莎让我注意一下旁听席上左翼联盟的记者们，那些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挖出陪审员们的实际投票情况。

    在涉及这个国家价值观的灵魂拷问上，没有人会明确表达异议。

    假如那个银行家，赞成两大工会领导人有罪呢？

    那么，明早铺天盖地的报纸，大概率会有这么一版：虚伪的银行家某某，在嘴上声明支持公义的同时，双手赞成以卑劣手段判决无辜之人有罪。

    反过来，如果这位银行家投下反对票，那么就可以分化其阵营，争取更多的陪审员。

    真是高招，我暗暗佩服。

    这场庭审走过1个半小时后，形势已经相当明朗了。

    控方证据不足，证人可笑，逻辑经不起质询。

    到了此刻，现场已变成巴伦的个人政治演讲。

    最后陈述中，巴伦的主题是“暴政的压迫，必然召唤推翻暴政的暴力”。

    “你们指控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犯了争取生存权、平等权、选举权的罪，犯了不愿妥协12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随时被无理解雇、没有任何保险的罪。”

    “你们鄙夷他们野蛮，因为他们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没有积蓄，没有闲暇，没有教育途径，没有知识积累，只能一代又一代活成贫民窟的野蛮人。”

    “你们谴责他们暴力，因为他们太弱小，没有话语权，又笨嘴拙舌，不懂得怎么应对你们的伶牙俐齿，不晓得怎么反对托拉斯的欺凌，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的处境。”

    “你们把他们逼成野蛮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只能用野蛮人的暴力行为来反抗。你们看见卧室里燃起一簇火苗，只是脱下外套盖了上去，假装一切太平。你们发现火势越来越大，于是干脆拆了房间。你们不用温情的水来融化肆虐的火，却指控烈火摧毁了这栋屋子。”

    “先生们，你们现在位于时代的十字路口。是任凭这间屋子倒塌，还是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以暴力对抗暴力，只是无休止的恶性暴力循环。请睁眼看看这个国家的现状吧，广大的劳工阶层，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公民，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实质平等权。你们所抛弃的人民，自然有邪教信仰、暴力理念、流血革命来接纳。”

    “时代的进步，亦或退化，取决于你们的选择，先生们。”

    巴伦的演讲，让随后的公诉人最后陈词显得犹如走过场。

    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意料之中。

    埃里和克劳被宣判无罪。

    那么，检察院会考虑上诉到终审法庭吗？

    我问了戴莎，她觉得没有意义，这更像是一场政治秀。

    ……

    我和戴莎走出法院大楼时，见到南门的小广场聚集了好几层人群。

    许多人在此起彼伏地呼喊胜利口号，现场气氛就像过节一样。

    赢得这场胜利的巴伦博士，正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时代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需要团结一致，共建通往光明未来的桥梁。”巴伦向在场的人群们发表演说，引起热烈的欢呼声。

    “请问巴伦博士，对于劳工运动的未来和前景，您有什么想说的吗？”一个记者问。

    “劳工运动不应各自为战。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已解除了行业区域等限制。因此，广义上的任何劳工，应凝聚成一个阶层，在全国统一联盟框架内发声，而不是如旧时的城市行业协会那样分裂。”巴伦说：“劳工阶层需要用最大的声音争取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改善处境，依照国家义务纳税，真正成为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份子，成为任意其他阶层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促成社会进步与良性循环。”

    “但社会上也有其他声音，认为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加剧社会的分裂，激化阶层矛盾，是造成近年来暴力事件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另外一个记者凑了上去。

    “这是因果倒置的说法。1491年之前，上百年来的社会分裂和积累的阶层矛盾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社会动荡不安，才是推出劳动关系方案及修正案的原因。那是时代催生的法律，不是法律导致的矛盾。”巴伦回答：“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近十年来产生的不同工会组织及诉求增多，可能给予大众‘嘈杂无序’的错觉，但我相信这是一个自然选择和整合的过程。”

    “那您认为，如何促进这个整合过程呢？”又有人问。

    “需要立法以完善平等、公正、有序的谈判与妥协框架来解决矛盾，而不是压制弱势方的诉求，逼得诉求变成暴力。”巴伦说：“就像在1491年，我的挚友以及许多人士所推动的修正法案那般。在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哭闹要糖或暴力破坏的代名词，那就说明这些人还暗持特权阶级思维，没将劳工阶层当作平等公民来看待，他们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如四百年前立国宪法所推翻的等级之树制度一样。”

    许多人在涌向巴伦所在的位置，倒是恰好给我们让出了一条路。

    “走吧。”戴莎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声。

    她刚刚也和我一起听巴伦演说，现在听完巴伦对1491年立法的解说和后续期盼后，似乎没打算再继续听下去。

    我跟上她的步伐，和她一同离开人头涌动的小广场。

    她的表情平静如水，没有笑容，也没有其他言语。就这样默默走了一段路，让人猜不出她的内心所思。

    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上周三晚上，她在小广场沉默着走路时的孤寂样子。她在想什么呢？

    真猜不透她的心思。可是……她却仿佛总能看穿我的想法。

    难道刚刚是有什么关键词，引起了她的回忆？

    比如，1491年？嗯，那是她入学的时候。

    还有什么？

    那一年的立法？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难道与这个有关吗？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