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将近正旦佳节的隐隐氛围中，暂时放下诸多政务冗繁的李弘，也来到了新设立不久的猫坊中。正所谓是上所好而下必效从；如今在这里已经聚集了，至少七八十只的大小狸奴，专供日常的赏玩。
    因此，在轮到不当值的日子里，绵延了好几片的跨院和花圃、树木中；里头总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吸猫人等。就算是五肢不全的宦者、内侍之流，偶尔也会混杂在其中，对着毛茸茸的生灵倾诉些什么。
    而新君李弘，则是通过专门的夹墙步道，来到了最内里的狸奴祠中。作为猫坊最大的配套建筑，这座独占一座院子的狸奴祠，被修的相当精致气派。在内殿四壁更是由名家执笔，绘满千姿百态的猫儿。
    而在正中的墙面上，则是变成了各种穿戴衣袍或是甲胄、裙裳，手持各色礼器和刀兵、仪仗、乐器，驾车乘马宛如出入扈卫一般，的拟人化直立猫咪。但在祠内其他的地方，就显得相当简单而朴素了。
    除了一座写着“敕命清宝灵尊”的神牌，及其龛台外，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多余陈设。在唯一的供桌上，也不是常见的香火、灯烛等物，而是各种手工缝制的毛绒玩具、人形布偶，堆满了一层又一层。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弘也是忙里偷闲专程过来倾诉一番心事，顺便获得某种指引和不一样的见解。主要是贵为天子之后，更不能像往日东宫那般自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盯着，记录至尊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人，诸如天子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或者与一只不告而来的狸奴对话；那也太过耸人听闻，或是吓死人了。哪怕只是一点传闻泄露出来，也很容易被当成癔症，或是其他精神毛病。
    也唯有在这里，他可以让人关起门来，走到这座狸奴祠的正殿上层，专门留出来的八面塔台顶端；在四面视野敞阔无遗之下。与应约而来的江畋，进行敞开心怀的交流。这段时间，又发生了好些事情。
    比如：
    作为政事堂中资格最老的宰相，在家苟延残喘的侍中戴至德，终究没能熬过这个秋天。照例追赠恩隆，诏令百官前往吊丧，并门荫其数子五品以上官身，拔举长子戴良绍为水部员外郎、显义陵署令。
    紧接着，身为昔日东宫最有力的外援，亦师亦友的宰相张文瓘；随着李弘的登基，也像是诸多心愿毕了一般的，身体迅速垮了下去；虽在宫中使者的探问和派医之下，还算意识清醒，但开始交代后事。
    受到这两位的影响，事实上政事堂的宰相，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中书令郝处俊；也开始萌生退意而上表乞骸骨。但是却被新君留中不发，并且专门召对了一个多时辰后，加太子少保衔，特准在家奉公。
    而随着这三大元老宰相，相继退出政事堂的日常当值；也无不在昭示着，源自高宗时代的某种落幕。随之脱颖而出的政事堂执领\/秉笔宰相，却并非一贯追随张文瓘，亲近东宫立场的门下右仆射李义琰。
    而是以重开西域之功，再度出将入相的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尚书左仆射裴行俭；加中书门下三品。再辅以高宗传位时，在场见证和记录的黄门侍郎裴炎，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补入政事堂当值。
    时称：“大小二裴，金紫满堂。”
    在新君登基才两个多月的时间，身为侍御史的狄怀英，就已战斗力非凡的干翻好些人了。除了整肃了河南府内，贪渎不法或是尸位素餐之辈；还将十数名横行肆意的公卿子弟下狱，令街市风气一肃。
    然后，又弹劾司农卿韦机，在修建上阳苑的新宫过程中，一味只求壮丽豪阔而滥发民力，宣索于各方奇花异草，假山怪石；有导上为奢泰，鼓励攀比之嫌；更阴损圣德，因此司农卿韦机不得不去位。
    此外，又有尚书省左司郎中王立本，恃宠用事，私下聚敛为一时豪富，日常起居和器物用度，多有僭越之处。被狄怀英弹劾之后，罚没家产充公，本人则酌情贬放为洵州司马；到岭南去养鳄鱼去了。
    似乎是受到他战斗力充沛的潜在刺激；在这段时间内，至少又有十多名的朝臣、京官，以年迈、身体不虞之故，主动请辞或是告病还家；或者干脆就是上书请求外任地方闲职，只为了避其锋芒而已。
    当然了，身为东宫旧臣的狄怀英，这一系列举动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配合新君倡导的，节俭慎用、恤养民力的主张；虽然，身为践祚不久的新君，不可能轻易改变和扭转，偌大体制的惯性。
    但是，作为新君最基本的态度和执政风格，却多少可以吸引一些有识之士，乃至是想要上进的投机之辈。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新生事物的邸闻和文抄，无疑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朝廷喉舌和风向作用。
    甚至，在新君倡导的广开言路、四方纳谏如流之下；作为昔日东宫创办的《古文今要》，几个后续增设副刊，甚至成为了那些品级、身份不够，无法在朝会上进言的，广大低品官吏、士人的发声平台。
    或者说，作为制造舆论的武器，报纸第一次在这个时代，展露出它真正应用的部分价值和威力。虽然目前还只能通过，强化人手和投入的馆驿体系；抵达一些望要大邑而已，甚至连部分州城都未普及。
    但是，依旧架不住一时洛阳纸贵的现状，无论发行多少。都被官吏、士人、学子和商贾，争相购置或是雇人眷抄多份；再转送给亲朋好友，或是托送回乡里；以为某种时尚或是用作对朝廷风向的参详。
    这一点，却是朝野上下的传统势力，或是沿袭成惯性的旧有官僚体系，无法阻止和公开对抗的既成事实。同样在新君登基之后，得到大力推进的，还有东南沿海的市舶使，和西域、边塞多处的互易场。
    因为，在这些新兴的生意中，已经造就了一批潜在的既得利益群体；还同样变相巩固了，朝廷在西北延边地区的统治和控制力。商路往来的发达，还变相反哺到当地的驻军，减少朝廷维持的潜在成本。
    还有在天下各处望要、名城大邑，推广官办学校和病坊（医院）制度；乃至开设定期的制科试，选拔医科学生；虽然导致的争议不小，但都没人敢于公开否定这种，救护黎庶、弘扬教化的政治正确性。
    所能够入手劝阻和谏言的，也不过是由此产生的各种潜在靡费，对国朝财计所造成的亏空和额外支出的压力。因此，当这种声音出现在邸闻上，反而最着急的，是那些预定地方的官员和士民父老代表了。
    毕竟，就算是显贵、官宦和豪富，甚至士族之家，也不能确保自己不会生病，更期待能够得到就近的医疗资源，及时的救治。而长安病坊的成功范例和名声在外，也足以让大多数人忽略和无视其中风险。
    因此，只要稍加以推波助澜，就有一大堆来自地方的联名上书，如同雪片一般的压倒了朝堂之中的质疑之声。再加上新君宣布将从内孥出钱，地方官府安排场地，并接受地方的捐赠，很快就已初见成效。
    相比之下，普及官办学校则只是附带的产物；之前，高宗、太宗时代，就已经在各地推广官学。但是李弘所推行的略有不同，属于文字、书法、数算的启蒙，投入极少，也只占几个学官名额和教师料钱。
    同样取得较大进度的，还有以宣慰之名派出众多的使者，清查各地军府\/府兵现状的工作。在军府相对集中的关内\/京畿道、河南\/都亟道，已基本完成了初步统计，以及用以充当对照的多轮暗中数据收集。
    但除了这些投入少而见效快的部分项目之外，新君想要在其他方面推动的革新尝试，就不免明显阻力重重，乃至是难以推动了。比如，新君李弘在还是太子时，就想要改变的转输法，只推行了小部分。
    剩下的大部分进程，则是因为牵涉到太多，既得利益的群体和现有的当权阶层。毕竟，他还没能成为开元天子那样，身负天下之望的莫大权威和足以独断专行的朝堂控制力。所以只能妥协暂缓徐图之。
    同样受到巨大阻力的，还有推广官办的飞钱生意，并且形成全国性汇兑体系\/网络的上书。因为，这其中牵涉到诸多权门显贵，乃至皇族宗室、外戚勋贵门下，抵店、坊柜和质铺的生意，典型与民争利。
    因此，新君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私下以内臣经营皇产的名义，继续沿用和扩张，东宫时期就铺下的飞钱联庄\/兑换网络；在原本投献东宫的商人配合下，潜移默化的将这些抗拒变化之辈，挤走和取代之。
    在东宫时期赚钱的生意虽然很多，各种进项也不少，但若换位到了执领天下的皇帝之位，就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宗的连年兴兵两征吐蕃，平定新罗，再加上大兴土木的营造宫室；国库早已空虚。
    而作为天子所掌握的内藏诸库，虽然还有不少内孥；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宗时代攒下来的，也早就内定被用在太上皇养老所需的；非不得已不能轻易动用的。地方民力疲敝，也不堪更多压榨驱使。
    但不管做什么都需要钱，开启新政和革除旧弊，同样也要额外的支出；因此，最好的办法和选择，就是慢慢的消减冗费（节流）同时，更多开辟新的财源和进项。所以，江畋给李弘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在东海海外的倭国列岛上，有着因为频繁的地震，而形成的金银矿脉，乃至是铜山；等着人去采掘和开发。在实际成熟的时候，可以将其抛出来；作为国家发行债券的质押和担保，然后众筹跨海远征。
    不过，这都是将来较为遥远的事情了。新君李弘登基之后的两月间，为了增广皇嗣的需要，也是为了安抚臣下之意；又新纳了两名妃子。一个是出身贝州房氏，已故仓部侍郎房玄基的孙女，封房婕妤。
    而这位部侍郎房玄基，正式贞观名相房玄龄的堂弟。另一位，而是前朝勋臣\/将门出身，已故朝散大夫、卫尉寺丞王玄策的孙女；因为家门破落而双亲早亡，从小就寄养在族伯王及善的家里，封王才人。
    而王及善也是曾经的东宫左奉裕率，后提拔为右千牛卫将军。因此养育之故，转任成为卫尉卿。这两位妃子，既没有太过强势的娘家，也与旧日勋臣、元老家族，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和变相的释放善意。
    甚至对依附在天后身边的武氏宗亲，新君也一个未动；反而在登基之后，顺带提携了，在东宫服事的武攸绪，武平一等人。其中武攸绪以千牛备身，升任左千牛卫中郎将，右谕德武平一迁为祠部郎中。
    当然了，不出意料的话，这两位出身武氏的宗亲子弟，早已是太子李弘的（自己人）形状了；或者说，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本身就是武氏一门，转移和分摊政治投机的风险，保全家门宗嗣的后路所在。
    而继续临朝听政的天后，则变成了某种程度上，在野党领袖的角色；而在身边重新聚集起，好几股政治色彩分明的势力来。在已经退养的太上皇隐隐支持下，等于当初与监国太子的相持颠倒过来而已。
    光目前已知的武后一党，就有中书侍郎刘祎之，大学士孟利贞、御史大夫高智周、秘书少监、祭酒郭正一；并称一时才俊。又有着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北门学士。
    此外，还有疑似倾向的中书舍人袁公瑜；兵部侍郎岑长倩、左卫将军麴崇裕、卫尉少卿张光辅、洛州司马房嗣业；洛阳令张嗣明；就算没有那些占据要职的武氏宗亲，这同样也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然而，作为听众的江畋却有些意犹未尽。
    因为，在他的视野面板当中，随着意念浮现出来的任务场景：“太子的宏愿”，自从他回宫并顺轮登基的这段时间下来，始终停留在了“99%”的进度；也不知道是缺什么关键性的事物，或是最后一点条件呢？
    然后，就听李弘继续说道：“不知，狸生，您所知的那个后世时光，可有利于保生受孕的偏房，或是促进子嗣的法子？”江畋突然就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他即位之后，由此逐渐萌生的心病和隐隐忧虑所在了。
    毕竟，他三岁就册封为储君，从八岁开始监国，此后一直病体缠绵而难以视事；直到近些年才明显好转起来，但与裴妃成婚也有七八年了，一直没有所出，这作为最高统治者就不免令人担忧，甚至成为隐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