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辽宣大四镇是最先两批换装了部分“京华”火器的边军，甚至早于京军。宣大方向因为俺答封贡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战争了，所以目前“京华”火器取得的战绩，全部来自于蓟辽二镇。

    其实他们换装的武器也不算先进，其中的火枪依然是前装滑膛火绳枪，与赛贡铳类似，被命名为“京华隆庆二式”——之所以是“隆庆”二式，是由于这款枪在隆庆六年便已定型，并上交兵部、京营验证，后来又小批量提供给戚继光所部，获得好评，后来在军工私营之后，便得到了订单。隆庆一式其实也有，但那是个试验款，属于内部试制，没有量产。

    不过，隆庆二式火枪相比于赛贡铳，还是有优势的：其一就是隆庆二式拉长了枪身；其二是质量更稳定。

    质量不用细说，如果京华出产的火器质量连军器局、兵仗局的产品都比不了，那高务实干脆退出这一行业算了。

    拉长枪身倒是值得一提。枪身的长短，影响的东西有很多，譬如弹丸初速、有效射程内威力、射击距离、射击精度等，但一般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枪身越长，射击就越精准，但同时射程则会下降。

    然而隆庆二式却在提高精度的前提下，做到了和官营两大局赛贡铳同样的射程。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高务实是配套提供弹药的，他提供的弹药，不光已经搞出了纸壳定装弹，而且火药更好——虽然仍是黑火药，但稍微进步了一点，制成了颗粒火药，成分配比也更精确。[无风注：解释颗粒化有点复杂，可能会“被水字数”，我就略了啊。]

    总而言之，隆庆二式火枪在技术水平上只能算是略微超过大明原本最好的步兵用火枪(包括鸟铳)，但可靠性大为提高，在蓟镇装备并大力推荐之后，辽东也迅速开始进行换装。

    换装当然是需要钱的，所以高拱在关税上赚的钱，又有一部分投入到了军备上。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都要算作政绩。

    再有一大政绩，则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政绩，主要来源于添加了高务实“量化政绩”思路之后的考课法。

    张居正的考成法后世受过不少批评，问题不在于效果不好，而在于他不问手段。举个例子，考察某县县令的政绩，如果里头有一条是收了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问这个税的具体数额是否达到，他不问这个县令使用了什么手段。

    同样的问题，早在隆庆四年的时候，高拱和高务实就曾经谈到过[无风注：参见第一卷第009章]，当时高务实最开始提出的观点与张居正很类似，但高拱马上就反对，认为地方士绅乃至于地方官肯定会把缴税压力转嫁给普通小民，很容易导致小民受到更多剥削，引起动荡甚至民乱。然后高务实便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即把地方稳定同时纳入县官政绩考核。

    高拱这几年所推行的考课法，就是秉承这一思路，但加入了更多的细则。简而言之，现在一个县令干得好不好，有很多的具体数据可以参考，比如公文回复速度、征税足额率、征税提高率、功名取得率(秀才以上)、案件处理速度、案件完成度、匪情出现率及危险度、民乱出现率及危险度……等等。

    这些标准的出炉，使得大明全国的行政效率几乎都得到了提升。当然，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基本上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效果越好，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效果越差。高拱前不久还在和高务实商议怎么把落后地区也提升起来，想不到现在竟然就天人永别了。

    另外，高拱在用人方面不仅眼光准，而且也非常有宰相气度。

    举一文一武两个例子：文官方面，原山东巡抚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在张居正倒台之后，梁梦龙自己都觉得别说山东巡抚坐不稳了，只怕还要吃到高氏门生的大量弹劾，所以连请辞的疏文都写好了。结果他却等来了一纸调令，回京任户部右侍郎，配合户部尚书王国光清丈全国田亩。

    清丈田亩完成之后，梁梦龙又改掉兵部，前往辽东赏赐将士，万历五年回来之后，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御史、总督蓟辽，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打出来的。

    武将方面，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一度非常着急，派他的侄儿戚金回京联络高务实。高务实只是告诉戚金，“令叔国之干城，元辅深知矣。蓟镇事大，岂能轻易。”

    结果戚继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在万历元年和万历二年两次大胜朵颜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赏，戚继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终于成了高务实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于其他功绩，一时难以书尽，可待将来再提。

    总之，高拱在这六年之中，为大明“嘉隆万大改革”的继续推进注入了足够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难以估量，从这个方面来看，“文正”对他而言，是应有的回报。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鉴于“文正”的特殊意义和极端稀缺性，朱翊钧仍然有可能不给，说不定给个“文忠”也能打发得了。

    但高拱还有一个让朱翊钧打心眼里满意的方面，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他没有像历史上张居正教导万历一样，事事要求极严，一点差错都不允许皇帝出现，反而经常在万历出现失误的时候劝慰他，在皇帝偶尔被某些“沽名卖直”的言官批评时帮皇帝说话。

    一如当年他对待隆庆一般无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张居正区别很大。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以说高拱是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张居正则是宽于律己，严以待人。

    张居正被罢免的时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谕查抄他在京师的那座大学士府，当时就是想送给高拱的，结果后来高拱拒绝了。他甚至亲自面圣向皇帝解释：“臣侄务实家财丰裕，来历清白，臣若是想换宅子，何时不可换？所以不换者，为不忘廉洁自律之初心也。”

    他在万历朝当了六年首辅，宅田未增一亩，奴仆未加一人，连高务实送给他的一些赏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只收了些茶叶、香皂之类的寻常用度之物。[无风注：历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扬过的。]

    而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表现，可就糟糕多了。后世有学者总结他是“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

    两种风格，决定了万历小皇帝对他们的不同观感。

    高拱延续了他对隆庆的教导方式：既是老师，该教的要教；又像父亲，该护的得护。

    所以，“文正”由此而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