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门与大明门中间的御街两旁，分别安置朝廷文武衙门。御街以西主要是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衙门，太常寺与通政司也在这边；御街以东则是宗人府和五部(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单独开列，位于皇城西南的阜财坊)，以及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

    通常来说，除了翰林院是个例外，这些衙门是越靠近御街则越尊贵，或者说地位越显赫。

    户部衙门就体现了它的尊贵与显赫——正临御街，且面积居御街东侧文官衙门之首。在户部衙门以北的是吏部，吏部再北则是宗人府。

    这样的设置明显是有象征意义的：由于宗人府管理宗亲事务，故朱元璋定宗人府为天下首衙，所以它不仅放在文官一侧，而且最为靠近皇宫，与它对应的武臣衙门是中军都督府。

    宗人府以下便是吏部，再次便轮到户部了。不过吏部虽然尊贵，但和宗人府一样，占地面积倒是不大，这两个衙门加在一起甚至都还比户部略小一点，由此可见户部衙门的规模何等惊人。

    从今日起，高务实便是这六部最大衙门户部站在正中心位置的堂上官了。

    古往今来任何衙门或单位的一把手履新都不是小事，即便朱元璋设立了一大堆针对文官的规矩，但只要他一死，这些死规矩自然也拦不住活着的官员们。

    大明朝廷虽然规矩一大堆，理论上也不准在堂上官履新时大操大办，可是有些程序其实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一场“见面会”就完全有必要。

    面对明显“大扫除”之后干干净净的户部衙门，以及满院的官员僚属，高务实当然也要发表一番领导讲话。

    不过他没有喊什么大口号，只是提了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朝廷开藩禁的这三年里，户部能够全力保障朝廷财政状况良好，尽量消除如此次西北之乱爆发的前因——前因就是削减军饷嘛，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

    这个目标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但大家还算能够接受和理解。本来嘛，现在朝廷对户部的要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毕竟再来一次西北之乱的话，受牵连的人可能就不是前一次那么少了。

    这一次西北之乱多亏了高务实平定得快，虽然当时震动很大，但战功也足，把很多事情给掩盖了下来，否则大伙儿都不好收场。

    你看，真要追究责任的话，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梁问孟这个巡抚岂止是革职？而小乱酿成大乱，郜光先还能混个冠带闲住？

    别说他们两了，连巡按只怕都跑不掉。至于地方上那些布政司、按察司等的官员，每一个都能找到办事不力的责任，跟着被牵连。

    而这件事真的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吗？那可不是，你兵部没有责任？户部没有责任？甚至连吏部都有责任啊！

    兵部早前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幅度的军饷削减啊？你们的计算是不是失误了，高估了地方上的“抗压能力”？

    户部为什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来，以至于只能把压力转给地方？你们户部的工作是不是不够“卓有成效”啊？

    还有吏部，你们吏部选官怎么回事？梁问孟严苛，郜光先懦弱，你们怎么挑的地方主官？西北那种地方适合这样的官员来主政一方吗？

    以上这些，别管有道理没道理，真要计较的起来，都可以拿出来问责。甚至如果“不畏天颜”，连皇帝都能攀扯进去——削军饷这事说到底是你皇帝批准啊，你堂堂天子就不能负个领导责任了？

    当然，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默契的，通常不会扯上皇帝陛下。不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这问题一旦牵连大了就有可能失控。

    如今西北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告定，不过前事不忘后事师，西北能因为军饷不足闹出乱子，其他地方就一定能万无一失了吗？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所以目前户部的压力是很大的，必须想方设法搞钱来消除这些隐患。

    沈鲤调任左都御史虽然不是降职，但大家几乎都能猜到背后的隐情——肯定是因为理财不利才被调职的嘛，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换来的人是高务实这个点金圣手？据说前次阁议，让高务实来做大司农甚至是圣上亲自提出的，这意图还不明显么？

    因此，大伙对于高务实今天简单的讲话还是比较理解的，并不认为他有恃宠而骄故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下马威的意思。

    当然，户部本来就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高务实也的确犯不着这样做。

    见面会人太多，好几十号人，高务实当然也没法说得太具体，何况按照他的习惯，也不会在没有摸清户部底细的情况下就开展什么大的行动，那不是个好领导该有的习惯。

    后世有个讽刺的说法专门用来形容这种领导，叫做“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干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高务实过去虽然只是个基层干部，但对此还是引以为戒的。

    开完大会开小会，例行惯例。见面会开完，就该户部三位堂上官来个高层会议了，大抵相当于后世地方上的书记碰头会。正所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固有特色。

    户部不像兵部，没有四侍郎制，只有左右两位侍郎，分别是左侍郎程文、右侍郎胡执礼。

    程文是嘉靖四十四年的金榜，那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而高拱是曾经亲自教导高务实读书的，因此程文虽然大了高务实二十多岁，但在正式场合经常称呼高务实为“世兄”，而高务实也以“师兄”称之。

    他们两人认识很早，昔日高拱起复回京，高务实随同而来，不久便认识了程文，当时程文是吏科给事中。后来高务实做了观政，第一次代表太子出使大同时，程文便是正使，两人的交情可谓极好。

    后来程文历经多职，在此前高务实回京的那次重阳大会讨论道统问题时，程文便已经是户部左侍郎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程文算是户部的地主。而他之所以能出任如此要职，一来在于户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之一，需要有“看家大将”镇守；二来也说明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毕竟尚书调任有时候政治因素更大于其他，而左侍郎则是“常务副”，很多时候要在实际上“主持全面工作”。

    虽说沈鲤算是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调职的，但这事其实怪不到程文头上，毕竟他不是主政者，有很多事只能跟着沈鲤的脚步走。沈鲤一旦拿不出魄力，程文也不好强出头——官场上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是表现得比一把手还厉害，偏偏自己已经是二把手了，那这一把手会怎么看你？所以程文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沈鲤的指挥棒办事。

    因为程文和高务实的关系亲密，所以这些情况高务实是知道的，但当时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法子。

    毕竟沈鲤不是许国，高务实可以和许国悄悄争一争实学派的党魁究竟是谁，但却不好对沈鲤这么做。

    如果他给予程文全力支持，让程文自己搞自己的一套，那么一方面是沈鲤的局面会很尴尬，另一方面外界看了也会笑话实学派内部倾轧，甚至因此生出别的事端来，岂非大大的不美？

    现在高务实自己做了户部尚书，这种情况就显然可以得到改善了，他也相信凭自己和程文的关系，程文是能够全力支持自己的工作的。

    至于胡执礼，他的资历就更老了，不仅历任多职，而且算是一位“老户部”。

    胡执礼字汝立，号雅斋，其人为永昌人但祖籍在兰州，是从其父开始隶籍永昌。

    胡执礼九岁时就已经聪慧出众，备受时人赞赏，称为神童(明朝果然盛产神童)；十一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一岁中嘉靖三十八年已未科进士，进入官场。

    前文曾说过，有明一朝的进士大多是三十多岁取得，像胡执礼这种二十啷当就考中进士的，基本都会被重点培养。但是很可惜，胡执礼虽然考中进士，但他当时的名次却不太靠前——他的同科现在有人做到阁老，就是吴兑，其为二甲“赐进士出身”。而胡执礼不仅名列三甲，甚至还是三甲第七十九名。

    这个名次显然也就与翰林院无缘了，于是胡执礼被任命为保宁府推官。

    推官是各府衙掌理刑狱的官，相当于后世的地方中级法院院长，在明代还兼有审计的职能，为正七品。时任知府罗廷绅视其稚气未脱，便有些轻视怠慢。

    当时胡执礼来到他府上，罗府君却不动声色，仿佛自言自语地道：“如此年轻就中得进士，又擢我保宁府推官，想必是朝中有靠山吧？”

    胡执礼答道：“如今朝廷大臣，大半江南中原名人，我辈祖籍甘肃，学生即使想攀附也不知能找何人！”

    罗府君又笑道：“当今世风日下，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胡执礼正言对答：“府君此言差矣。一则学生家境贫寒，无钱贿及朝臣；二则自幼受父母教诲，师尊明训，行贿乃为不义之举。大人若视学生年幼，可还曾记否秦之甘罗、西汉去病、东吴周瑜？他们年未及冠，即成大用。学生自愧不才，二十有余，尚才涉事，今又被大人讥笑，实在羞愧。”

    罗廷绅听说他家境贫寒，略有尴尬，笑道：“如此说来，老夫年过半百，也才作个知府，更是无地自容了。”

    这个保宁府可以稍稍介绍一下，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至民国元年，阆中作为保宁府治长达六百三十六年之久。明朝时，川北分守道、川北分巡道、川北兵备道均治阆中。

    川北道又辖保宁府、顺庆府、龙安府和潼川州共三十一州县，其中保宁府辖二州八县（即：剑州、巴州；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梓潼、通江、南江诸县），在清末曾广泛流传在地方的川剧中，有句唱腔后又演变为俗言便是“官司打到保宁府也不怕”，足见其当时在川内的地位及影响。

    胡执礼走马上任伊始，不顾鞍马劳顿，便将府辖二州八县历年旧案一一翻检。三日后，他带着全部旧案文牍一百余件去拜见知府，罗廷绅大为疑惑：“难道这么神速就阅完了全部卷宗？”

    胡执礼答道：“府君如有不信，可随意抽查。”

    罗府君还真不信，于是随便翻了几卷，便问胡执礼：“看完卷后，有何想法？”

    胡执礼答：“有三十六卷，判决有误，须重新审理。尤以剑州赵廷强奸民女、逼死人命一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此案若不纠正就难以伸张我大明王法。”

    这位知府罗廷绅系陕西淳化人氏，于嘉靖二十五年中举后，宦海沉浮，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出头，于一五五三年才由主事官升至保宁知府，平常除用心于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外，更多的热衷于雀麻牌和金石、文物(平生所著《小山志》也在日后失传)。

    他对于政务擅于敷衍、推诿、阿谀，日子也算混得四平八稳。想不到如今遇上个初生牛犊，既不谙事理，又不通人情，还执意较真，并扬言要扶正祛邪、除暴安良。更要命的是他所提到这赵廷，乃是时任兵部侍郎赵炳然的公子。

    罗府君本想从中作鲠阻绕，却被“胡书呆子”不软不硬顶了回去，只好借故身体不适，需调理一些日子而予回避。

    其实，赵廷系何人，胡执礼完全知道，但他更清楚赵炳然是一位武能治国、文能安邦的当朝重臣，曾平定云南边境叛乱，率骑入大漠立过战功。

    此公巡按江浙时又协助副总兵戚继光抗击倭寇，战功卓著，口碑甚佳。先后任顺天府巡按御史、江西监察御史、宣化大同总督等，多次受到皇上奖赐的白金、彩帛。

    胡执礼暗自思忖：赵炳然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蜚声朝野，绝不会姑息其子败坏朝纲、损其名节。于是，胡亲自重审该案，当所有证人、证物俱在时，飞扬跋扈的赵廷还想百般抵赖，但已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胡执礼又担心此案会株连到赵炳然，遂决定将案卷送往刑部后，再到兵部面见赵炳然予以说明，以免佞臣伺隙攻击。

    正欲起身，时任四川巡抚张时又亲临到保宁府，声色俱厉地斥责胡执礼：“赵廷一案已结，且报刑部批示，今何以又作折腾？”

    胡执礼回答道：“案虽已结，但审之不公，而今重审，正是为正国法、雪民冤，有何不可？”

    张时说道：“重审此案，到底受何人指使？”

    胡执礼答道：“全是下官的主意。”

    张时便冷笑着道：“你违抗刑部批示，擅自重审旧案，该当何罪？”

    胡执礼道：“除暴安良，为民雪冤，乃我大明王法之宗旨，况刑律一百二十条中有‘审冤案，先不经刑部’之定法，抚台该不会忘记吧？”张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随后胡执礼抓紧备好呈报文书，昼夜兼程赶往京城，及时与刑部尚书郑晓交换了意见，并反复强调“赵廷逼死人命，当问斩刑。况此人一贯作恶乡里，鱼肉百姓，实属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告慰冤魂和平息民惯”。

    当他又到兵部拜见赵炳然并将实情相告后，这位少司马沉默良久，忽然哽咽道：“都怪老夫教子无方。孽子犯罪，按王法处置，决不姑息纵容……”。后又写了亲笔信，让胡转交张时——这位昔日受赵炳然举荐到四川任巡抚的旧友。

    张时阅罢信函，只好同意将事先已带走的赵廷押解到保宁府，当年秋天便问斩于剑州。罗廷绅见胡执礼如此厉害，心中畏惧，干脆决定“送瘟神”，便主动向朝廷举荐，不久胡被提升为刑部主事。

    胡执礼进京之后，曾先后担任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太仆侍卿、光禄侍卿、太常侍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等职，直到又从南京调回北京，遂为今日的户部右侍郎。

    以上二人，便是高务实在户部的左膀右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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