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晋商商帮，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食盐、棉布、皮毛、人参(女真产)等贸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又将牛羊、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器(包括军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食盐、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其余如丝、绸、绢、帛(有区别)生产、织造(成衣鞋帽加工业)、印染、纸张制造与印刷(书籍)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南方商人不好说服？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

    此前已经说了，商税要不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不是没有学者、高官讨论，事实上讨论非常多，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

    支持“关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拥护“关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重复征税”，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甚至最好能免税。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实学”的王夫之(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他认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夷狄资商贾之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困辱商人”的观点，并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不过呢，他又承认商贾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包括商人)都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不论客户、土著、佃耕、自耕、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

    在这里，王夫之抛弃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的思想，坚持商税是正当的财政收入，不仅应当纳税，而且一些“不劳而多获”的商品还应当缴纳更重的赋税。

    他还强调国家军队的支出应由商税中来。比如他曾在《噩梦》中说：“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於商贾也无疑。”

    除了王夫之外，还有马卿也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解释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他称：“及照我国家钞关之设，非直征税出入，以足国用，实欲抑彼逐末，而归之农，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诚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废”。

    根据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又认为征收商税“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他又说道：“今前银支费巳尽，高墙之供决不可缺，而民力巳竭，实为不堪，夫征商之余利，与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远矣。”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随后，又建议“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以均商税为理由，开设正阳税关。

    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扭曲”了——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

    在常人看来，你既然要重商，那就应该给予商人良好的从商环境，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从商环境，当然就是不必缴税。你一边提重商，一边要商人缴税，你是精神分裂吗？

    高务实当然没有精神分裂，他只是“求实务实”——这种事情光从理论上分析没有用，你得能实际推行才成，而现在的实际是什么样的？

    首先，商税不收是不行的，一个瘸子要跑赢双腿健全的人，那他受力的那条腿该有多发达？大明现在就是个瘸子，单靠那点农税支持，然而大明的农民虽然放眼全球来说的确是挺强，可再强也受不了这样的盘剥，久而久之这条腿迟早也得废掉。

    其次，商税的征收是为了给国家缓解压力，而不是把国家搞垮。如果真的全面纳税、税率一致，那卖粮食的能和卖技术的(印染、织造、造纸等)比利润吗，卖棉布的能和卖丝绸的比利润吗，卖竹木的能和卖瓷器的比利润吗？显然不能比。

    不能比，问题就来了。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除了高务实自家的京华系之外，大部分都应该归纳为“原材料买卖”，顶多是“粗加工行业”。这种生意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大宗，其二是产品附加值低。

    南方商人则不同，他们从事的要么是高附加值产业，如丝绸绢帛、瓷器、造纸；要么是“精加工产业”，如印染、织造、印刷乃至于制笔等。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效益”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贸易，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

    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你拒绝？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只怕更难搞。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沉吟着，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程文很清楚，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金主”们的利益。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

    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程文觉得申时行对于商税方面的事情肯定会越发小心，也越发坚决的反对。

    程文叹了口气，小声问道：“倘若元辅执意不允，司徒打算就此与心学派打一场‘商税议’么？”

    “商税议”这个说法，明显是对比“大礼议”去的。高务实当然听得出来，这是程文在强调这件事的影响之巨大，搞不好会和嘉靖朝的大礼议一般波及全国，无数高官要员为此起起落落。

    高务实也知道程文这话并不是虚言恐吓，大礼议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割裂了群臣，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显的政治撕裂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综合较量、惨烈厮杀。

    “商税议”会有媲美“大礼议”的影响吗？很可能会有，因为一旦申时行与王锡爵选择强硬反对，那么自高拱秉政至今的政治格局就会彻底打破。

    实学派与心学派的斗争将再也不会如此前那样，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底线之上互相试探、争取。一旦这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掉，双方便只能抄家伙上阵，短兵相接，除非一方倒下，否则战争根本难以停止了。

    然而，作为实学派重臣之一的程文很清楚，皇帝现在恐怕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现在只想筹钱开藩禁，然后轻装上阵，积累进攻残元所需的物资、钱帛，完成二祖列宗的遗愿，中兴大明。

    如果能完成这一伟业，或许将来皇帝的庙号将会是“明圣宗”，甚至可能是“明圣祖”！

    圣！

    何以为圣？

    《谥法》中说：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穷理尽性曰圣；穷神知化曰圣；通达先知曰圣；大而化之曰圣；博施济众曰圣；极深研几曰圣；能听善谋曰圣；裁成天地曰圣；睿智天纵曰圣；百姓与能曰圣；备物成器曰圣；备道全美曰圣；神化难名曰圣。

    简单的说，就是完美！

    “圣祖”这一庙号创始于唐朝，为唐玄宗李隆基专为祖先老子李耳所创设，后来成为历代皇帝专门追封自己家族中极具圣德的祖先。而在后来，冠以“圣”字庙号的皇帝，通常都是有着“再定乾坤”之伟业者。

    彻底覆灭残元，征服大明二百年之死敌，混一寰宇，再立新天，这样的皇帝难道当不得一个“圣”字庙号吗？

    反过来，有这样的“前途”摆在面前，今上能容许此时此刻出现一场如大礼议一般的群臣割裂吗？程文很是怀疑。

    但高务实的脸色很平静，只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旧制从来不会是一番坦途，无论前路是鹿砦拒马，亦或万丈深渊，吾辈只以天下为念。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程文叹了口气，干脆点明主旨：“若皇上不愿于此刻见我两派纷争，则何如？”

    “那便说服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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