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谟所谓“各部连年加设，今日先设十余官，明日又设十余官，何时是个头？”之说，其实非常有中国历代朝廷的特色，典型思路就是坚持搞“小政府”，不搞大政府。

    小政府和大政府，归根结底就是有限责任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府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本书前文曾经简单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而按照高务实的看法，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而言，其实是更适合大政府的，但那只是从思想体系而言，在实际操作中未必如此，因为条件有限。

    什么条件？发展程度。

    发展程度是一个很大的词，代表着方方面面，社会制度体系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罢，都属于发展程度问题，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国家财政水平之类。

    大明朝从国家建制上来讲，算是绝对君权制度，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国历代“皇权不下县”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国家财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里”的制度。

    想想看，有明一朝县级衙门的正式官员才几个人？

    有原文在此作证：“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

    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编户不及二十里者并裁。”

    换句话说，一个县的正是官员只有几个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属，典史一人。

    正式编制就这些，拢共四个人。倘若是小县，那还要少一些，没有主薄或没有县丞，甚至都没有。当然，县里还有其他所谓的“吏”，但吏从来是不属于正式官员，是不归朝廷财政负责养活的，理论上是由当地“留存”的田赋养活。

    这么几个人，能管理好一个县的事务吗？放在后世那肯定不能，因为后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这几个人就算三头六臂都管不过来百分之一。

    那这一对比就很令人诧异了，大明朝一个县才四个官，是如何管过来的？

    其实就两条，一是靠乡绅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此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人来喊冤，我就当这个县是路不拾遗、朗朗乾坤，至于私底下有多少罪恶丑陋，那不关我事。

    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国家财力不足以养活那么多行政官员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来源，即汉初曾经非常盛行的黄老思想。

    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如说点现实的。譬如其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提倡“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这些主张特别是其中的休养生息，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良性影响，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对后来的历朝历代造成影响。

    但是，这种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靠自发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现，它不需要规划，全靠自发形成、自发发展而来。

    在高务实看来，城市发展由自发而进入规划，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进步行为，在国家有能力进行规划的时候，规划总比不规划要好。例如唐代长安城规划出了东西二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这才出现了用“东西”指代物品的新词汇。

    只不过在古代社会，能够规划一下首都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规划更多的城市之细节可能的确力不能及。

    高务实始终认为，力不能及就该尽量想办法加强这种“力”，而不应该坐等着这种“力”自然形成——或许有一天会形成，但未免太慢。

    黄老思想的优势的一面是允许民间自由发展，劣势的一面则是放任民间无序发展。

    高务实作为穿越者当然很清楚，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活力，但他同样知道无序发展必将带来的隐患。后世西方很多国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发展，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引导和限制，就经常要承担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例如经济危机。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罢，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社会发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又不会如洪水泛滥一般无法收拾。

    大明朝廷如今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官集团实际上对皇权极端不信任，而朝廷这个统治机构本身也被他们看做是皇权的衍申，故而哪怕他们自身就在这个机构之内供职，依旧会因为这个机构的扩编而怀疑其正当性。

    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动摇了“屁股决定脑袋”这一真理，但其实不然，并没有任何破坏，因为绝大多数官僚的第一属性并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们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乡梓的地位岂不是就越发下降了？我这个官又不能世袭，很显然家族延续、家族利益才是我最重视的东西，你皇帝怎么能和我抢这个！

    在这种深层思想的影响下，高务实的收权、扩权之举当然会迎来反对之声，这一点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高务实本身并不是想要继续扩大皇权——哪怕现阶段看来是这样，但归根结底他的目标可不是这个。只不过……现在和别人说这个毫无意义，一切还要看他将来的手段。

    没有人会把“限制皇权”挂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论及相关事务时都会拿百姓当做幌子，正如此时徐学谟的质疑：“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面对这个疑问，高务实拿出他一贯的观点来反驳，道：“此前亦有许多人反对开海，如今开海近二十载，朝廷每年可从海外获利二百万两库平银不止，试问开海可曾残虐百姓？”

    他见徐学谟张口欲辩，先摆手制止，继续道：“本部堂曾一再论述，天下之财富绝非一成不变的，实如种地一般，多种则多收。故我朝廷所当为者，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多种、优种’，籍此提高总的产量，而非因循守旧，死抱着原有的那点家当算来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产粮万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后下田变中田，中田变上田，于是收了两万斤之多，试问大宗伯——我这雇工所费，能算是败家之举么？”

    徐学谟皱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这般顺利。例如那水利修与不修未必能影响如此大的产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费也恐怕需要许多年才能回本，更别说水利一事并非一劳永逸，极可能还要长期维护才能确保使用，如此则成本更高。

    况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为驿站改革所新设之官员，而驿站所赚之钱财并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国，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钱囊也。因此，无论大司徒如何粉饰，总改不了朝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一事实，对么？”

    高务实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礼法或称熟稔，但看来并不太关心理财。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过？那道疏文全称叫做《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其中不仅有义利之辨的论述，亦有‘为何征税’之论。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说过：‘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为驿站改革设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银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驿站之上花费多少？虽则这些钱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银难道便是凭空得来的么？归根结底，这笔钱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钱囊。”

    徐学谟摇头道：“既然改来改去都是百姓花钱，那还改什么呢？”

    “大宗伯谬矣。”高务实连连摆手，道：“原先朝廷养着驿站，驿站所费是地方从百姓手中征得，但驿站不为百姓服务，朝廷徒费钱粮却未能使百姓获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后，驿站对民间开放服务，虽然要收取一定费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驿站。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百姓认为通过驿站邮传信件或运送货物并不划算，他们自然不会使用。

    反之，既然使用，则必然是因为物有所值，双方皆大欢喜。此所谓双赢也，大宗伯何言‘还改什么’？”

    徐学谟一时语塞，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下来。

    刑部尚书舒化此时正在抱恙，精神不济，加上此事与他刑部关系不大，因此直到此时也没有要议论的意思。而工部尚书石星却忍不住道：“大司徒此前以水利设施使田地增产而举例，但此时所议之事却与增产何干？如寄信也好，运货也罢，与生产毫无关系，则在天下言，天才之财未变，而百姓之财却为朝廷所赚，岂不仍是与民争利？”

    高务实对石星这个从实学派跳槽去心学派的工部尚书观感不佳，闻言淡淡地道：“据闻大司空近来督陵(负责帝陵工程)？想必大司空当知，陵工之中部分石料乃产自江南太湖一带。若按以往之惯例，此事应由户部行文于苏州府或常州府，命此二府贡石材于天寿山。

    此二府所距虽远，因忠天子事，故当自行挑选合用之石，遣人千里北运，所费如何皆不足论也。然去年户部收了财权，今年闻之此事，便不曾按此旧制执行，而是出资委托南京户部(注：因为南直隶直属于南京六部管辖)于太湖二府购入石料，以最为廉价之海运托送抵达天津，再雇生产建设兵团代为运抵天寿山。

    后来户部算了算，光是运送这批石料，今年所费便比以往历代先帝时皆便宜许多。就其均价而言，约莫只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两万三千余两银子。由此可见，合适的运输体系虽然不见得增产，但足以减耗。

    大司空，所谓财政一道，无非开源与节流，开源固然有利，那节流难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来，先在行人司，后在六科获罪贬为民，起复之后不久改尚宝司，转大理寺，又转南京太仆寺，升左佥都御史、左府都御史协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后改投心学派，当上了工部尚书。

    在他这一长串任职里头，基本上没有和财政打交道的，故高务实一旦直接“就事论事”，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六部尚书里头，礼部尚书徐学谟和工部尚书石星两位是正经的心学派人，舒化虽然也算心学出身，但他一来身体不好，二来作为刑部尚书很难在这些事情上发声，因此他打定主意不插手这事，自然也就没有打算议论什么。

    旁边阁老一桌离得很近，刚才高务实虽然谈不上舌战群儒，但已经把两位心学尚书说得理屈词穷，申时行与王锡爵都忍不住皱眉。两位相公互相看了一眼，知道只能亲自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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