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田如水的话说完，加藤清正却表示何必搞得如此麻烦，他还是坚持直接向黄石山城发起进攻。

    黑田如水深知加藤清正脾性，也知道他在丰臣秀吉面前的地位颇不一般，因此耐着性子解释道：“加藤，明军才是我们的大敌, 在与明军决战之前应当尽量减少无意义的伤亡，这黄石山城并不值得我们付出太大的代价，不过三日而已，有什么不能等的？

    另外，我希望我们不要与左路争功，左右两路应合力进入忠清道, 然后兵发汉阳。正因如此，我们这样布置也可以等等宇喜多秀家，双方好在全州会合。诸位如果没有异议，秀元殿下就请部署吧。”

    毛利秀元是毛利元就之孙，穗井田元清的长子，曾经一度成为堂兄毛利辉元的养子，不过在毛利辉元长子毛利秀就出生后自立，现在已经恢复辉元堂弟身份。此次他之所以接替毛利辉元成为毛利家出兵的统帅，原因是辉元病了。顺便提一句，小早川隆景前不久也已病死。

    正因为他不是毛利家的继承人，虽然因为毛利家出兵众多而成为一路总大将，但无论地位还是威望都不能和堂兄辉元相比，故在黑田如水面前是端不起什么架子来的，于是也就有了黑田如水如此直言“秀元殿下就请部署”这种近乎命令的说词。

    毛利秀元果然不敢反对，当然他本身也同意黑田如水的意见，因此立刻下令加藤清正围南城，锅岛直茂围西城，黑田长政围东城, 另遣别动队于北埋伏待命。

    八月十四至十五两日，日军三面合围, 将竹盾捆锁成栅，稳步向黄石山城迫近。日军面对朝鲜军弓箭只防不攻，并每日于阵中杀戮百姓，两日间金海府使白士霖屡次登城观察，虽对日军行径心有余悸，也对日军的部署略感诧异。

    赵宗道纳闷道：“此股倭寇兵力雄厚，为何要如此拖拖拉拉，直接向我们发起进攻才是常理呀，他们究竟有何企图？”

    白士霖也一直困惑于此，但忽然间却有所醒悟，对赵宗道答道：“近来有消息说明军自海上来援，我本以为这不过是流言而已，但如今看来却可能是真有其事，恐怕倭寇已分出一部前去阻击明军。

    明军素来强悍，想必倭寇也因此甚是顾忌，故在城外困而不攻，不敢轻举妄动。若果真如此，黄石山城可保无忧，我们也有机会杀敌立功了！来人，传令全城，明军来援，解围可期，但大伙不可懈怠，要随时待命应变。”赵宗道领命而去。

    日军两日来每日杀戮朝鲜百姓，安阴县监郭雄因此义愤填膺，屡次请令出城杀敌，赵宗道苦苦相拦：“郭县监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凭我们手头的力量，此时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真要这么做的话，黄石山城必会被倭寇轻易攻占！

    我们的弓箭也射不到那么远，这几日来对前阵的倭寇也造成了一些伤亡，百姓被屠杀我也很心痛，但绝不能因小失大。明军正来救援，府使也有交待，需待明军抵达之后再合力击败敌寇，到那时再报仇也不迟，请郭县监务必耐心等待。”

    郭雄却心急如焚，急不可耐：“这倭寇心狠手辣，全无怜悯之心，不思向我们进攻，却只在阵中屠杀百姓为乐，这是意图威慑我们！城中不少军民已因此深受煎熬……话说这明军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达？消息传出来也有两日了，他们怎么这么慢？”

    赵宗道见郭雄情绪激动，连连安抚，好话说尽，过来好半晌之后郭雄才得以强行镇静下来。

    而在日军阵中，毛利秀元则正向黑田如水问道：“如今已过两日，我想黄石山城中应该已经有所畏惧，正如您所设想，朝鲜人对明军的依赖极强，当得知明军大败之时，不知将会何地失落！嗯，明军衣物是否已经准备好？”

    黑田如水轻轻颔首，道：“明军的鸳鸯战袍我们早已有所准备，但毕竟不多，这几日已经严令赶制，明日就可以让朝鲜人欣赏明军战败，被我们全部斩首的盛况，此举定能将他们的士气彻底击碎，而我们则趁夜猛攻，黄石山城必将土崩瓦解。”

    八月十六，依黑田如水之令，日军将所抓获千余朝鲜百姓一半较为精壮魁梧者装扮为明军，当众全数斩首，又将朝鲜百姓的头颅于阵中高挂示众。

    白士霖见“明军大败”，被斩首五六百之多，果然心下大骇，惧意横生，坚守之心完全动摇。不止是他，明军战败的消息迅速传遍黄石山城内，全城上下人心动荡，军心也随之大乱。

    当夜，黑田如水令全军趁夜发起总攻，白士霖领所部不战而逃，从北门狂奔而出，夺路而逃。

    黄石山城东门也被日军轻易攻入，郭氏父子所防守的南门及西门腹背受敌，城门很快陷落，日军涌入城中，郭雄及其子郭履常、郭履厚还有赵宗道等全部战死，城中剩余守兵皆被屠杀。

    而白士霖一行也没捞到好下场，冲出北门后也被日军别动队伏击，一场一边倒的战斗之后，朝鲜军大败溃散，日军向北追过山谷，白士霖所部死伤过半。

    很快全州那边收到了南原败报，全州守将金钟一感叹：“万没想到倭寇竟如此大规模出动。原本我军是各据险要，倭寇如此迅猛而又集中猛攻一处，看来我们对倭寇战力、战术之估计全都错了，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副将急劝：“据报倭寇正在围攻黄石山城，但照末将估计，黄石山城陷落也必在几日之内，这全州为全罗道的核心，但我们只有两千余兵马，南原兵力比我们更多且有北境骑兵压阵都难撑五日，我们这两千弱旅又如何守住全州？还是赶快再向朝廷请求发兵救援吧。”

    金钟一道：“朝廷总兵力说是十余万，其实勉强能看的也不过数万，还都分守各处，如何能挡二十万贼兵？原本指望能坚持到明军来援，谁知三年过去，我军面对贼兵仍是不堪一击，如此则意味着分兵救援无异于自寻死路。

    事到如今，恐怕只能合兵一处，集中防御才是上策，否则只会被倭寇分别歼灭。至于全州……已是必然难保，所以我等要趁倭寇到来之前撤出全州，返回汉阳。”

    副将劝道：“将军还请三思，未得军令擅自撤出所守城池将被视为临阵脱逃，是会军法从事的，如此岂不冤枉？不如还是先向都元帅请令之后，再撤出全州为上策。”

    然而金钟一却厉声责问道：“倭寇进兵迅速，沿路守兵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眼下倭寇朝发夕至，全州危在旦夕，我们孤立无援，若先向汉阳请令，待撤出命令传到，全州早已被倭寇所占，而我们也早已尽丧于倭寇之手。

    这般窝囊死法，对倭寇造不成任何有意义的损伤，于我国家大局有何益处？不如早早撤出，与汉阳合兵，既能为保卫汉阳出力，也能保住将士性命，不必在此地枉死。”

    副将跪地不起，抱住金钟一大腿连声劝道：“您虽为士卒们着想，只是末将担心回到汉阳后，领相和都元帅不会听您解释啊！

    将军，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若是战死沙场还能全家抚恤，若其单骑逃归，也可能还念其血战而从轻论罪。您此举却是未见敌寇、未得军令而先行撤离，只怕无论如何难逃一死，请您务必谨慎，末将愿快马加鞭前往汉阳请令，必在倭寇到达全州前赶回来向军门复命。”

    金钟一哪里肯听，他此刻只觉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围困，迟早都是一个死，不如先撤离全州，然后看看能否想办法联络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来个花钱消灾，因此大喊道：“倭寇近在咫尺，任你如何疾驰往返，也断不可能赶在倭寇之前。为保全军将士性命，现在就必须立刻撤出全州！

    我之所虑正是大势所趋，之后朝廷也必有军令让各地守军撤回汉阳。至于领相和都元帅那里，我自会向他们二位解释，你不必多言，立刻传令全军，撤回汉阳！”

    全州百姓听说官军将要撤回汉阳，纷纷阻拦劝谏，苦求官军坚守全州。金钟一大怒，怒斥这些百姓根本不识大局，不知兵法，于是干脆传令全城，如有不想死于日军之手者便随他撤往汉阳，官军绝不会再坚守必将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实力。

    全州的官吏百姓为保身家性命，最终也只得紧急收拾行囊细软，跟随金钟一撤出全州，一路由官军护送撤往汉阳。

    日军左右两路在分别攻克南原及黄石山后，果然同时向全州进发，十九日顺利占领全州空城。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合后，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随后定下军计。

    日军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为监军，北上攻取公州；长宗我部元亲、锅岛直茂、吉川广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划归左路，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

    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势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而工匠、儒生等则尽数收押，分批次押运回国。

    全州军议过后，仅仅数日之内，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罗道、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

    不过，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

    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漕军动乱迅速平息，数名首恶被严惩，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

    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东厂、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终于在吴逊(吴兑之子，京华宁波港负责人)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

    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注：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水军”，即各路海盗，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水军”切割，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鉴于京华两洋舰队迅速崛起，这些买卖早已从打家劫舍、骚扰沿海转变成了相对单纯的走私贸易。除了为避税而走私各种正常货物之外，生铁、硝石乃至制造甲胄的铁片、皮革等物，江南海商也照卖不误。

    到了后来，由于京华对国内向其采购火炮、火枪一视同仁，江南海商还从京华手中购买了数量不少的轻重火器，而这些火器则有相当部分又被他们走私给了日本——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各路大名，大多数都从他们手中买过这些武器。

    此次日军卷土重来，大多数水军都装备了或多或少的火炮，总体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高务实从朱应桢处所了解的数量(即京师勋贵们此前偷卖的那部分)，就是从江南海商处获得。

    除此之外，漕军骚乱这件要查证的正事也同样与他们脱不开干系，那日南京漕粮被劫案之所以出现了倭寇，便是由他们将之化整为零偷运至松江府，然后再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了船只来作案的。

    此事一出，由于事发松江，立刻牵连到了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证据显示申时行本人似乎不知此事，但他家在松江的一处庄园偏偏成了窝藏倭寇的一个落脚点。王锡爵就更麻烦了，虽然看起来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锡爵指使了什么，但后来提供给倭寇的船只之中有一半都是出自他家的产业。

    出了如此大事，申时行和王锡爵都是心如死灰，两位阁老一日三上辞疏，数日之内两人加起来上了二十一道辞疏，最终同时获得朱批：“经年辅臣，治家不严，门风败坏，朕憾惜甚痛，皆准所请，着传驰遣归。”

    一日之内，心学派两大巨头同时落马，如此动荡岂是儿戏？不过“逝者已矣”，此事更重要的却是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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