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去南疆已经是计划之中的事了，不过并不是现在马上就走，而是要等到年后，过完年再出发。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这个时代过年是大事，何况已经到了年关将近的时候，也不差那最后几天。

    年关之前，朝廷最后一件大事也已来临，那就是朝鲜请求内附的全权特使李山海一行终于抵达京师，大明朝廷终于要对朝鲜内附做出最终决断了。

    按理说这件事在朝廷高层其实已经明确了是要接受的，本不应该再横生枝节，谁知道事到临头居然还真出了点妖蛾子。

    倒不是说有人反对接受内附，而是有人提出说朝鲜内附这样的大事，皇帝不应该简简单单就答应下来，而要行“三让”之礼，并举例说古时着名的明君汉文帝当年继位登基就是先经过“三让”之礼，才使得天下太平。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用汉文帝举例，显然并不是说这两件事本身很像——大明接受朝鲜内附与汉文帝当年的登基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些朝臣没一个学渣，怎会胡乱比拟？事实上，这些人的用意在另一个方面。

    “三让”之礼是有说法的，古代帝王继位、大臣受封等大事，经常都很讲究三辞三让的谦让之礼。远的不说，朱翊钧当年登基那么名正言顺的事，可不也经过了这道手续吗？

    现在一些朝臣举例汉文帝刘恒入长安登帝位，怎么看也更应该对应新君即位，关朝鲜内附什么事？

    文帝本是高祖刘邦第四子，惠帝刘盈的异母弟，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受封代王。汉高帝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汉惠帝英年早逝，诸吕掌握朝中大权。吕后去世后，太尉周勃联合丞相陈平等人粉碎诸吕势力，迎立当时的代王刘恒进京继位。

    当时刘恒带着宋昌、张武等六名心腹前往长安，临到长安，先是派宋昌去打探情况。宋昌刚到长安北三里地的渭桥，丞相以下大小官员，都在这里等候着代王的到来。

    刘恒来到渭桥，群臣都参拜称臣，太尉周勃想要和刘恒换个地方说话，宋昌不放心，便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意思是让周勃有话就当面说，不要藏着掖着。

    周勃只好跪下，奉上了上天子玺符。然而，刘恒并没有第一时间接受，而是说等到了长安府邸里再说。此一让也。

    来到代王在长安的府邸之中，群臣也跟着过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等一众大臣，又跪下请刘恒即天子位。刘恒又推辞道，自己能力不够担当重任，大臣们可以去请楚王刘交来商量这个事情。此二让也。

    陈平、周勃等人跪着再请道：“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陈平等人劝刘恒，不仅是众大臣，而是为天下所有的人，全天下人都认为您最适合等天子之位！此三让也。

    刘恒这才说，既然宗室和列为王侯将相都认为我最合适，那我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接受了天子之位，当日傍晚入未央宫。

    刘恒傍晚入未央宫，当夜便拜跟随自己的心腹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禁军，以张武为郎中令，第一时间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连夜发布诏书，大赦天下。

    登基大典之后，刘恒迎薄太后来未央宫，把原来吕氏集团侵夺的各路诸侯的领地全部奉还，大赏诛吕功臣，加封周勃食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邑各三千户，赐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至于“三让”在这件事里的意义，在后世人看来大抵只是文帝作秀罢了。毕竟他人都到了京师，人家劝他继位，他还扯什么请楚王来一同商议，这话三岁小孩都不会信嘛！

    然而问题就在于有些“秀”是一定要做的，只有做了这个秀，才算完成了某种程序，才具备合法性，最终让人无话可说。

    朝鲜内附当然不是新君即位，但偏巧还真有与汉文帝继位那会儿类似的隐患。

    这个隐患便是天下大变，人心不定。

    当然，“天下大变，人心不定”的自然并非大明，而是说朝鲜。

    众所周知，唐总章元年(668年)，唐军灭高句丽，唐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在汉后首次正式回归中原王朝统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说高句丽国家从此消失，后来的高丽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答桉是新罗。

    九世纪末，新罗由于农民反对封建残酷剥削的斗争，逐渐衰落下去。在此过程中，其西南地区的甄萱和北部地区的弓裔，分别成立了后百济国与后高句丽国，朝鲜半岛从而被分裂成了“后三国”。

    后三国各自扩张领土，展开角逐，空前地加强了封建剥削和压迫。随之而起的就是土地改革、新官僚机构的形成、佛教的衰弱、儒教的形成等等，这些发生在15世纪初的事件都是新王国诞生的一部分。

    朝鲜半岛的混乱之世慢慢到了918年，后高句丽的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后高句丽亡国。

    王建随即迁都开城(当时叫松岳)，为了利于统治，使各部归附，王建将所建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改国号为“高丽”——此处着重说明一下：高句丽与高丽完全没有继承关系！

    一个已经灭亡了250年的国家，其民早已分徙各地。高丽这个词，其实是来源于论语中“山高水丽”的附会。而高丽后来的英文名“Goryeo”源于高句丽的英文名“Goguryeo”。而三韩的英文名“Korea”则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实际上，无论“Goguryeo”，都是唐代传入新罗的汉字音读，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古籍。

    高丽建国初期的北方大概在后世大同江以北的龙兴江一线与渤海国对峙。936年-943年，高丽北扩到后世朝鲜元山市。993年，高丽西北部到达鸭绿江。

    高丽蒙古战争后，高丽北部的东界、北界被蒙元占领，成为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东宁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济州岛也长期成为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地“耽罗军民总管府”，负责防倭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

    元末期，高丽积极北拓，收复北部被蒙古占领的土地。1388年，在明朝击败东北地区的北元军队后的第一年，明太祖建立铁岭卫以取代元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开元路。

    由于高丽声称对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拥有主权，彼时重心全放在继续讨伐元朝余孽的明朝不打算节外生枝，遂放弃了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的领地，并将铁岭卫改置于辽东奉集堡(后世辽宁沉阳东南奉集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铁岭卫又从奉集堡移至银州(后世辽宁省铁岭市)。

    高丽末年和朝鲜王朝初期，李成桂对朝鲜半岛图们江流域加强了管理，招抚居住在该地区的女真人，最终使图们江和鸭绿江成为大明与朝鲜的界河。

    简而言之，高句丽早就被唐朝灭亡，后来的高丽是从新罗分裂而出，继而又改朝换代为朝鲜并逐步统一朝鲜半岛的。

    究其历史，可以说当前的李氏朝鲜乃至追朔其祖上，原本都不曾是中原王朝直辖统治的一部分。[注：要注意，这里说的是不曾直辖统治，但新罗是唐朝的附属国。]

    那也就是说，大明接受朝鲜内附，实质上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面直辖统治朝鲜半岛。因此，这些认为大明应该“三让”的朝臣其实是担心朝鲜民间对于内附有不满，若无此流程则可能导致后续的统治不稳，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更多时间来巩固。

    也可以说，他们认为汉文帝继位时三让是为了获取合法性，而此时大明需要三让，也同样是为了获取合法性。

    这种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你们朝鲜也是习儒之国，现在你们要内附，我大明皇帝便按照传统来个三让，三让之后你们还坚持内附，那今后你们自然应该认可我的合法性了吧？

    朱翊钧心里对此颇觉厌烦，但这道理却又不好反驳，只好把内阁六位大学士再次找来进行文华召对。

    召对之上，朱翊钧也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只能压着不满问各位辅臣对此有何看法。

    王家屏首先表示反对，他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三让虽然理论上的确有助于加强合法性，但朝鲜离京师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而且使臣为了避免海路不安全还只能走陆路，一个来回就要两三个月(使臣不是行军，走得慢)。

    这样的话，如果还要行三让之礼，那怕不是足足一年时间就这么平白无故被耽搁掉了，完全没有必要。

    然而，在内阁中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赵志皋这次不知道为何却有了主见，他和沉一贯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应该三让一边。

    赵志皋的观点是朝鲜内附乃大事也，而且朝鲜素来自称小中华——甭管是不是吧，总之它是个崇儒之国。既然如此，我泱泱天朝历来讲究一个“君君臣臣”，自然不能失了礼数，这三让之礼应该要有。

    沉一贯比他直接一点，明白无误地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堵朝鲜官民悠悠之口，证明这内附绝非我大明强迫，而是你家大王坚持不懈非要内附，我大明是勉为其难才答应下来。

    潜台词就是你们日后老实点，吾皇收留你们那是吾皇深仁厚泽，见不得朝鲜百姓受苦、见不得你们大王因为担心无法“死于天子之国”而日夜忧叹，可不是贪图你们那穷乡僻壤的几亩破地，你们可别不识好歹。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朱翊钧虽然倾向于王家屏的观点，但依然不好仅仅因为怕耽误时间而不顾赵志皋和沉一贯的意见，毕竟人家占了一个“礼”字，这玩意儿在大明是很难反对的。

    于是，朱翊钧只好寄希望于高务实，希望高务实能体会他的意思，并且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别让他左右为难。

    高务实的确是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他首先琢磨了一下赵志皋和沉一贯为何如此坚持，非要让皇帝“三让”。

    想了想，估摸着还是学派理念问题。实学也好、心学也罢，平日里都说自己学派是由理学发展而来，换句话说就是都认为自己才是儒家正统。

    但是，实学派讲究的是一个经世济民有实效，本质上是回归儒家早期的传统；心学派也认为程朱理学时的儒家走歪了路，但他们标榜的却是要先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认为只有道德水平全面提高之后，其他的事情才能一通百通。所以，不仅实学派认为自己是“实学”，心学派也认为自己是实学——道德实学。

    既然是强调道德的实学，那么任何事都要讲礼法，因为礼法就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如此“三让”就必须要有。

    想明白了这点，高务实心里虽然直翻白眼，但面子上却也不好直接反对。王家屏现在敢反对，那是他早就打算致仕了，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忙完朝鲜内附还要忙正国本，自然也就不愿意耽误，也不怕直接反对。

    可惜高务实还不打算退休，所以他不能这么干，只能和稀泥：“臣以为礼不可废，然程序却可因现实而有所通融。以臣愚见，‘三让’可行，但不必让李山海往返三次……反正他是全权特使，就由他三次代朝鲜王题请而皇上三让即可……至多三天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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