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的消息第一时间便被阎姬封锁。此前她和阎显、江京都与刘祜一起，前去江南。刘祜一死，她三人便聚到一起商议，如何处理皇帝驾崩后的相关事宜。
    江京见多识广，一直以来便是皇后阎姬的心腹。此刻直言不讳地说：“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便是严密封锁陛下驾崩的消息，如果消息不慎走漏，那接下来我们的路就难走了。”
    皇后闻言，深感有理，她知道，如果让远在洛阳的王公大臣们得知了这个消息，自己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势必会引起宫中变动。特别是那些对自己掌权、朝中满布阎氏宗亲不满的官员，很可能会抢先自己一步，拥立早已经废黜的太子刘保为帝。如此一来，则阎姬等人将命不久矣。何谈功名大业？
    于是三人毅然决定，对洛阳谎称皇帝刘祜只是病重，无法与其他人相见。而他们三人则依然每天对这皇帝刘祜的死尸贡献饮食、问候起居。适时江南天气渐暖，如此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在秘不发丧的同时，也星夜兼程地回返洛阳，四天之后，皇帝出行的车队便迈上了洛阳的官道之上。
    此刻皇后终于向百官发布皇帝刘祜身死的消息，出殡发丧之日，皇后特别命令不准许废太子刘保参与相关事宜，刘保见此，只能在皇宫之内悲号不已，让人动容伤怀。
    《后汉书》记载：“延光四年春，安帝崩……其夕，乃发丧。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
    刘懿年纪很小，被阎姬太后拥立为帝，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这是要独揽国家军政大权。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轮到阎姬掌权，当然要对忠于先帝刘祜的那些人来一个大清洗。同时积极地将自己的心腹臂膀安插在国家的各个机要部门，以便自己能够得心应手地行外戚之专权。
    大将军耿宝位高权重，威仪堂堂，阎显很是妒忌，于是便暗示亲附的小人弹劾耿宝、樊丰等人，说他们结成朋党，作威作福，意图谋反。樊丰等人给投入大牢，受尽折磨而死。而耿宝也被贬，遣送到封国。不堪受辱，耿宝便自杀身死。而阎景等几兄弟却都居权要，作威作福。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眼下阎姬如此顺利地便登上太后大位，享听政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像邓绥一样，执掌江山几十年。这一点，从其对待百官和亲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邓绥宽以刑罚，多用教化，阎姬严刑峻法，独断专行；邓绥善待百官，约束族人，阎姬惯于杀伐，兄弟无法无天。由此而观者，其位必不久远。
    果然，少帝刘懿刚刚被拥立二百余日，便身患重病。这一下，可是急坏了阎姬等人。此番如果刘懿一死，断然不能拥立刘保为帝。前面就没有拥立他，一旦他上位，阎姬等人必是难逃厄运。江京和阎显此时都在皇帝身边，每日忧心忡忡。一日，江京忽然灵机一动，便将阎显叫到一处僻静之地，小心翼翼地对他说道：“国家继承人的事应该及时确定。先前没有立济阴王刘保，现在如果立他，以后必定要怨恨，又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征调其他王子，从中挑选立为皇帝的人呢？”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月，刘懿和汉殇帝刘隆一样，对于自己所谓的九五皇权还没有任何了解，便悄无声息地死去。历史上，许多史学家对于刘懿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他不过是阎姬为了临朝听政所选择的一个前台棋子，于汉朝而言，一来没有长久的居于帝位，二来也不是名正言顺，因此可以说，他甚至算不得是一个皇帝。
    此时的大汉王朝，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面临另一场选择。少帝刘懿去世之后，江京、阎姬等人便急切地需要找到另一个替代品出来。可惜阎姬无邓绥一般的见识。邓绥在汉殇帝身死之前，便找到了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承继帝王大位。此时，阎姬等人急切之间，又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乎礼仪、又合乎自己利益的人来做这傀儡皇帝呢？几人正在商议间，突然，江京灵机一动，忙察告太后，微调济北王、河间王的王子前来。阎姬以为大善。
    与此同时，早在刘懿病重之时，宫中原本位高权重、到阎姬执掌政权之时便被架空的宦官孙程早就心怀不满了。于是趁着太后等人无暇他故的机会，忙于联络各方人马，不久，就成立了以孙程、刘保的近臣长兴渠为首的倒阎组织。其实他们也心中明白，此番虽然危险万分，但一旦成功，便可一飞冲天。何况朝堂之上，不乏欲要拥立刘保为帝之人。所谓富贵险中求，孙程等人此番的政变，正是充分计较之后，最为合理的做法。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孙程即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也不可放过。
    这年十一月某日，孙程等人趁着京师洛阳发生地震的机会，对天盟誓，誓死拥立刘保为帝。一行人到达章台门，正好看见江京和李闰在外躲避。孙程等人见状大喜，遂一拥而上，杀了江京。李闰见势不妙，便临阵倒戈，愿意立刘保为帝。刘保在宦官的拥立下，于西钟楼下做了皇帝。虽然没有玉玺在手，龙袍加身，但其颁布召集公卿大臣前来议事。随后，皇帝便在宦官和朝臣的簇拥下，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同时派虎贲、羽林兵把守南北官各门。
    消息传到北宫之时，太后等人正在商议如何才能稳定局势，扳回败局。最终决定，诏令越骑校尉冯诗进宫护驾，冯诗早就对太后的做法有所非议，兼且王公大臣都想拥立刘保，自己一个小小校尉，可不能错估了形势，误了自己的性命。一进宫，冯诗便决定无论太后等人说什么，自己都要推脱。恰如他所料，太后一见他，便显得极为亲切，许之于高官厚禄。可越是这样，就显出其心虚得很。冯诗便以带兵不多为辞，回到营中。不久，前去镇压叛乱的阎显也被抓捕。
    一夜之间，刘保和孙程便顺利完成了政变，稳定了朝中大局。次日，孙程等人又进入北宫，夺回玉玺，将阎显、阎耀、阎晏等阎氏三兄弟全部下狱处死，太后最后的一道屏障也就此消散。阎姬贵为太后，刘保杀她，于礼不和，遂将之打入冷宫。这年，刘保十一岁。
    第二年，太后去世。自此，开始了东汉顺帝的统治，皇权几经易手，终于又回到了刘氏正统手中。按理说，此番刘保即位，应该会大展宏图才是。然而从他的庙号来看，不过是一个久经变故，欲求顺利的无为皇帝罢了。这样的一个皇帝在位之时，会是怎样地一番情景呢？
    皇朝但凡新帝登基，便会有大赦天下的传统。刘保少年被废，后来大权更被阎姬等人执掌，此番上台。也少不得要效法先帝。其实，刘保在登基之初，也是怀着一腔抱负的，可惜他的性格懦弱，注定成不了世祖刘秀那般文治武功世所罕见的一代天骄。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皇帝刘保，大赦天下。被赦免的也包括阎氏一族。由此可以看出，汉顺帝的性格是比较温和。但是任何一个生于汉室衰微之时的皇帝，要想建功立业，只有温和而没有杀伐果断的铁血政策，是万万难以成就大业的。
    后世之中，唐太宗为宽以待人的皇帝典范。但是他正处于唐朝的巅峰上升阶段，早年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等到他执政，对人宽和的同时，也善于用人。
    皇帝无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皇帝所用之人皆是误国误民的昏庸之辈。
    刘保安定国家大局之后，便着手封赏拥立自己上位的那些王公大臣以及后宫宦官。其中以孙程为首的十九位拥立刘保的宦官全部封侯。可是刘保登基日久，有感于这些人无一个是易与之辈，担心他们抱成一团，威胁自己的皇权，便逐渐疏远了他们。由此而观之，在皇帝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刘保不惜去宠幸另外一个宦官张防。宦官张防有一定见识，并没有参与孙程等人灭阎氏的事情，但一直以来，都比较忠心于皇帝。刘保少年称帝，没有什么主见，一旦遇着大事便会找张防商议。一般臣下受了皇恩，要么更加忠心行事，要么恃宠而骄。张防便是第二种人，仗着皇帝的信任，为非作歹，卖弄权势。司隶校尉虞诩不畏权势，见不惯张防的所作所为，便暗中收集张防的罪证，上书弹劾于他，可是几次三番下来，皇帝依然不为所动。孙程见此，忙向皇帝进言，说应该抓捕张防，严明法纪。孙程素有威名，张防见此，也不得不束手就擒。即使连皇帝，也碍于孙程的功勋，无法责怪于他。
    皇帝刘保登基日久，也感念到宦官之害甚巨。自己长久地宠信宦官，必将导致大权旁落，便以“争功”之名，罢免了孙程等十九人的爵位，赶出洛阳。可是这顺帝刘保却是一个当断难断的人，过了两年，又觉得这样做会让功臣寒心，便将孙程等人调回了洛阳。孙程此后官拜骑都尉，没有实权，最终病逝洛阳。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洛阳发生地震，汉阳地陷裂。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洛阳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其他十二个郡国也发生了蝗灾，以后风、涝、水、旱时有发生。顺帝朝的经济形势日渐衰落，政治上也日益腐败。值此内忧外患之际，皇帝刘保整日忧心忡忡，他想学邓绥太后一样力挽狂澜，却有心无力。
    永和五年（公元130年），羌族因为不满当地官员的暴政，在其首领的带领下，又爆发了起义。起义爆发后，顺帝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集结了汉朝的精锐兵力十余万前往西凉之地镇压。战端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迁延了十五年之久，到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才结束，国力耗损巨大，使得汉朝一蹶不振。本来，此次战争是早就可以取得对羌人战争的胜利的，当时羌人兵力只有几万，而且内部还有许多人不同意叛乱，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万万不及汉军。可惜参战的将官们放纵无忌，为了自己利益，相互迁延不出，贪污军饷，中饱私囊；士兵们受尽虐待，历尽艰辛，白骨相望于野。此外，为了供应十数万军队在对羌人作战中的巨大消耗，汉朝不得不大肆向民间征收重税，同时还征调民工。是时天灾不断，许多人倾家荡产，四处流浪，抛尸于高山，捐肉于寒草，无论国家兴亡，苦的都是平民百姓，顺帝刘保，眼见大汉江山江河日下，自己虽然勤勉执政，却收效甚微，不由得感叹伤怀。如何自己就碰不上一个海晏河清、四海升平的盛世呢？即使是顺顺利利地做一个守成之君也可以。眼下自己不仅不能建立功业，反而将自己的人民陷入祸患之中。惋惜之余，只能为百姓减低一些负担，降低自己心中的愧疚。这说明刘保是有中兴之志的。可惜他太过文弱，竟然学习先帝刘祜，大肆地宠幸外戚，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让东汉陷入了另一个轮回之中。
    是故有人对其一生功过论曰：“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