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以来，天下逐步滑向深渊。
    人命不值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至今北方只剩刘承宗有资格、有能力把人命当回事。
    张一川没有刘承宗的本事，可是扫地王有属于扫地王的理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
    河南是中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豫西地区，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为主。
    这里老话叫五山四陵一分川。
    没有平地。
    感染瘟疫的逃兵溃卒、无食充饥的流亡农民推着独轮车，在山道间游来荡去，把瘟疫传播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
    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并不仅仅是为防兵备寇。
    堡寨的起源，是河南地区在崇祯五年、六年经历的两次大洪水。
    涝灾中幸存的人们，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园，正赶上杀进华北平原的农民军被打回陕西，过境河南。
    人们就把村寨修起高墙，为求自保拿起武器，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追随堡寨里最强悍的人，保护家人和口粮，以期熬过难捱的年头。
    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捱，外部环境随着涝灾结束急剧恶化，遍地瘟疫、贼寇，临时宗族邻里自保性质的堡寨，逐渐成为山间野地自治的常备军。
    继而，分成泾渭分明的士绅堡寨和豪强堡寨。
    但不论是什么寨子，都不会接纳外人。
    饥民、土匪、流寇、乱军、官军，不论来者何人，想进堡寨，就只有攻陷它一个办法。
    因为在这个年代，河南人没有陕西人运气好。
    在旱灾的发源地，老陕很难说运气好。
    涝灾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灾，甚至还隐隐胜过了旱灾。
    因为大范围旱灾带来的威胁是刻骨也是慢性的，秀山清水变成荒山秃岭，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旱灾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刀剌在人类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温情社会之上，直到完全崩溃。
    当温情皮肉褪尽，只剩一具弱肉强食的残酷骨架。
    陕西社会被迫降级，人们就像宠物重新变回野兽。
    温良恭俭让，那些当宠物时吃饱撑出来的秉性，不需要了。
    凶猛、狡猾、残忍，隐藏在骨子里的野性，浮现出来，帮助人活下来。
    再重新建立秩序。
    而涝灾带来的伤害，是瞬间和短期的。
    天象骤变，暴雨骤注，洪水泛滥，冲山倒峡，狂风拔树，骤雨偃苗，屋瓦吹飞，漂屋没村。
    昼夜之间，睁眼已处泽国之中，一无所有。
    人们不需要像野兽一样，因为野兽也会死在洪灾之中，它完全是运气，全看爆发洪灾时，人在高地还是低地。
    站得低，就算有盖世勇武、绝伦智慧以及比肩神灵的领导力，也难逃一死。
    随后是短期的瘟疫。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大涝之后必有瘟疫。
    前者是因为蝗虫会在盐碱地产卵，旱灾加剧土地盐碱化，人类不再照顾旱地，蝗虫得到极好的生存环境。
    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活下来的蠃、鳞、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触；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烂爆炸。
    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是很常见的东西。
    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个共识：外来人，可能会传染瘟疫，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
    总之，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弓箭射死，最稳妥。
    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
    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下面随招随编，编出二三十个大队。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杀掠富户、裹挟贫户，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来，则浅尝辄止，该撤就撤，继续走。
    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须流动。
    人少的时候要走，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时候更要走，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来没有粮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
    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疯狂翻看大元帅的《救荒定疫书》，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城池，着重搜寻医匠、药材，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医匠药物，教其自救。
    至于进攻洛阳，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
    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
    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其间爆发奢安之乱，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
    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部老兵，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便将老兵收进城内。
    同时与知县武大烈、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
    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
    实际上大明的王爷，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在地方不做坏事、遇事敢出钱出力，平素里再做些善事。
    但那可遇不可求。
    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韩王、福王、潞王这种，王府出一堆奸人，自己昏聩不理事，理事也不通人性，遇着大事没担当，不出钱、不出力，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
    没啥正面效果。
    最次一等的王爷，就是现在的唐王，朱聿键这种。
    虽然唐藩给朝廷捐银子最积极，动不动就捐个三千两，但架不住朱聿键这个人，几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祯，自我又教条。
    内乡县的知县艾毓初，在流贼薄城时守城有功，因为没有早晚拜谒，被他拿祖制弹劾，弄到大牢里去了。
    还有南阳府的知府陈振豪。
    崇祯五年，唐王出银千两，让知府修城墙。
    陈振豪对此事非常不满，认为这不是藩王的职责，所以没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
    等到崇祯六年流贼来了，陈振豪为守城把唐府仪卫调到南阳城墙上守女墙，战后又被唐王告了，说他擅取仪卫守陴。
    现在南阳知府陈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着呢。
    藩王干预朝政，致使地方官员受罚，崇祯以来就唐王一个，可以说震惊朝野。
    在唐王诸多别出心裁的弹劾中，唯一一个幸存者是卢象升。
    卢象升领兵平叛过境南阳府，没进城拜谒，唐王告状指责其失了人臣之礼。
    崇祯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关傻了。
    他在奉承司里被爷爷囚禁了十六年，对世间一切规则，了解来源不是实际生活，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办法。
    以至于其继承王位之后，一切找存在感的行为，对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
    地方官都被他搞没了，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遇到战事只知道告状，还能咋办呢？
    所以其实整个河南，现在最好打的地方，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阳府。
    而就在张一川攻打永宁县的时候，河南府城洛阳的官府就已经行动起来。
    驻扎此地的巡抚陈必谦、福藩亲王、参政、参将等官员联名向府内全境发布告示，命令各县严防死守，向朝廷请求援军、让开封做好防范。
    同一时间，洛阳县城外乃至河南府的有钱大户以及难民、堡寨力量以及地方武装，成千上万地涌入洛阳城，城中寺庙、道观都已住满难民。
    官府与商户开始在城内分设粥棚施粥，给城内难民、百姓发给号牌，布置练勇在城内巡逻，提防小偷小摸明抢暗奸，维持治安。
    衙役押着数百囚犯从城外的洛河滩拉石头往城上运送，枪炮弹药也运上城墙。
    张一川在围攻永宁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派出小队扮作难民向洛阳混去。
    但洛阳城开门的空窗期已过去，他派遣的探子仅混进去几个人，洛阳就已关闭四门。
    并张贴告示，城内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男女，俱要参加护城，男的上城墙，女的去做饭，如有不从，就地正法。
    随后洛阳城完成了防守部署，男丁在城上进行城防演练，女眷在街道搭棚垒灶、磨面摘菜。
    而在永宁围攻的第七天，张一川也迎来转机。
    七日以来，他打得按部就班，每日以麾下小营轮流攻城，其中夹杂本部人马次第进攻，即使是夜里也要用火炮轰击，时不时起来惊扰，以期待不给守军轮换修正时机，让其朝不得食、夜不能寐。
    但永宁县的守军也极其顽强，河南毕竟不是缺粮缺到极致的陕西，官府开仓，守兵吃饱，以精兵守小城，反倒比守大城更容易。
    可是谁也没想到，主持防守城池的张伦，因为在城外寨子撤入城内的路上染了瘟疫，在城内主持防守又太过操劳，在这个节骨眼上病殁了。
    他一死，城内守军的防守意志立即出现动摇。
    而城外的张一川也察觉到这一变化，当即停止进攻，派人在城外喊话劝降整整半日。
    劝降的目的不是让人投降，而是加剧意志动摇，并使守军松懈。
    待到第八日傍晚，城内军官马有义弃城逃出，被围在城外的克天虎部捕获。
    张一川随即下令在东西两面展开总攻，一队河南新招募的农民军攻上西城墙，城内随之大乱，人们争相自城南逃向洛河，永宁城随即陷落。
    第九天，永宁失陷，万安郡王被杀的消息先传至宜阳，成群结队的宜阳百姓向洛阳奔逃，张一川的军队尾随其后，于傍晚抵达洛阳，在城外安营扎寨，人喊马嘶，络绎十余里绵延不绝。
    一时间洛阳震动，城上守军愈加紧张。
    就连福藩世子、德昌王朱由崧也遣王府校尉于城中采买大量酒、牲畜、布匹衣帽等物，以备战时劳军。
    而在城外，扯地连天的重重大帐间，篝火堆堆而起，将夜幕映得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