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变，兵变。
    消息传入总督衙门，洪承畴和俞霄都很淡定。
    这种事在宁夏发生，都不值得人为之错愕。
    洪承畴早有准备，抬手解了衣带，将团领官袍与官帽撇下，自有仆役将之收好，随即府上官员、胥吏、武弁一道自偏门走小道，朝巡抚标营驻地行去。
    为啥朝廷对宁夏军屯不敢多说，就是因为难办。
    自从叶淇变法，朝廷官盐被打包卖给两淮商贾，为国家每年从盐商那换来百万两白银，充实了国库收入。
    付出代价的是以宁夏为中心的甘肃、延绥、宣府诸边。
    只不过这代价来得很缓慢，后来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出在叶淇。
    但是在当时，宁夏的商屯在变法之后，依然为诸镇提供了近三十年的口粮来源。
    这样缓慢的变化，在当时很难看见有什么联系。
    毕竟开中法太成功，它让延绥那样产粮极少的地方，在开中商屯的帮助下，使粮价达到可怕的三四钱一石，镇兵口粮就地低价采买，几乎无需朝廷京运官银。
    商屯田地不是一下子就不值钱了，换不来盐引还能卖粮，粮价渐渐高了起来，军费逐步增加，帝国财政在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下日渐糟糕。
    等到人们发现不对，田地已经都成民田，衣食所系，动不了。
    随之败坏的还有军队，边军开始逃亡，再吸纳新兵，兵额没变，战斗力下降。
    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一部分军官先富起来，剔菁留芜之下，使宁夏产生独特的哗变优势。
    它跟其他地方哗变兵变的情况不同。
    虽然各镇都有大量世袭武官掌握财富与军队，同样都是相对封闭的阶级小社会，来自上层的刻薄剥削是一样的，但哗变和哗变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延绥等地是守着穷地方挨饿，士兵对朝廷怨怒不大，闹起来就为一口吃的，更多时候，人们知道闹起来也没吃的，干脆就不闹了。
    真闹的，更多是因为长官管理不善，士兵便以下克上，给自己的直属长官做掉，然后逃跑。
    若长官也是好长官，那边军的选择一般是少走弯路，直接开溜，落草！
    辽东则直面锋镝，巨大的军事压力压倒一切，人们唯有上下联结，辽兵固为一体，团结方可存活取胜。
    所以辽东的哗变一般是客军，因为客饷高，朝廷总发不上。
    宁夏的边军，则是守着富裕地方挨饿受穷，这种环境令他们怒火冲天。
    他们就是一筐浸满油甚至都泡烂了的木柴，只要一个火星，这个火星是什么都没关系，他们就是要大闹一场。
    拜之乱时，监军梅国桢就曾做过宁夏兵变的分析。
    洪武至嘉靖，寇年年进犯，我年年防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
    嘉靖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
    如今则，外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
    不加矜恤而克削之闻，使之治生不给，发身无阶。
    无事之时，尚难得其心，用武之日，何以免其怨？
    关键词就是怨恨。
    宁夏军队的遭遇，让他们对天下就有怨恨，这种怨恨不是具体指向哪个人，而是平等的怨恨一切。
    就是明明应该富裕起来，明明应该过上好日子，守着膏腴之地，却把生活过成一坨屎。
    这就导致宁夏的哗变，很少发生在宁夏诸卫，几次都集中在宁夏镇城。
    表面上总有政治诉求，但实际上只是有诉
    求的武官松了笼头，早就想大闹一场的边军便提刀杀人。
    他们不杀百姓、不杀直属长官，次次把刀尖儿对准外来人。
    少则攻杀巡抚大人，多则扯旗造反从者云集。
    正德年间，安化王朱得知士兵不满，请武将喝酒，给全军赏银一两，当场扯旗造反号老天子，杀了巡抚安惟学。
    万历年间，拜造反，发动士兵索饷，杀了党馨。
    在这种地方做督抚，而且在如今这个年景，碰上哗变的可能性太大啦。
    都不必说洪承畴，巡抚王楫跑得比他还快。
    王楫经历过宁远兵变，内心对哗变本来很乐观，总觉得自己能跟军队讲道理。
    不过在去年，出了一点小变数。
    王楫是泰安州人，有个儿子叫王德昌，有秀才功名。
    宁远兵变后，王楫得了皇上赏识，儿子有投军报效之心，也沾光在老家总兵杨御蕃标营下做军官，前年剿贼立功升了指挥佥事，有机会能在临清补个守备的实缺。
    去年，王德昌听说潼关被屠、陕西失陷，慌张极了，辞去官职，领家丁十余，踏上前往宁夏的寻父之路。
    很精明一个人。
    他们在山陕交界打扮得跟逃兵落草似的，又是贿赂又是骗地进了陕西，逢人就说要投奔大元帅，甚至还有延安府百姓听说他是山东人，不远千里来投奔，啧啧称奇，给这好后生提供饭食。
    一路走了三个月，千难万险。
    好在见着父亲王楫，宁夏没有失陷。
    王德昌这便利用自己精熟总标事务的优势，给父亲选调宁夏兵充作标兵。
    基本上干的是抚标参将的活儿，但没有官职，即便宁夏已经跟朝廷失去联络，王楫也不敢擅自任命参将。
    倒是这个抚标代参将，把王德昌吓坏了。
    他发现宁夏简直是烈火烹油，那标营里的宁夏兵思想问题非常大，一个个满腔怒火不知该朝谁发。
    就这么说吧，只需要三杯酒。
    就可以让一个宁夏兵去煽动哗变杀督抚。
    甚至不需要酒，也能让这个宁夏兵去杀哗变的变兵。
    他们就是活着没意思。
    再加上洪承畴一个卫一个卫的清理田土。
    是。
    王楫和王德昌都知道，洪承畴这么干，只要能坚持到把事情首尾办好，宁夏一年时间就能焕然一新。
    但他们父子更知道，这么干是要出大乱子的。
    尤其是宁夏兵眼下的思想状态，非常混乱，根本撑不到军屯清理出来。
    王德昌劝王楫好几次了，不行就辞官回山东家，归乡的路虽然难走，但比在宁夏呆着强。
    就洪承畴这折腾的架势，多少要内讧一遭，他洪承畴发了狠，手上兵多，咱手上可没几个兵，到时候兵变要遭殃的。
    但王楫一直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知道刘承宗快要攻打宁夏了。
    就在去年冬季，宁夏黄河对岸的灵州千户，给他上交了一份查获间谍的报告，内附间谍绘制灵州布防图一份。
    那灵州舆图从靠近中卫的红寺堡一直画到墙边的安定堡和兴武营，村落、水坑、河湖、道路、山林，应有尽有。
    甚至有的地方，王楫对比官用舆图，居然还能查漏补缺。
    灵州城尤其精妙仔细，城东南角的监狱、西北的仓库，城外的镇河塔、行宫、校场，就连城北是双瓮城的格局都被画得惟妙惟肖。
    他们截获的还只是灵州。
    元帅府没有充足准备，无法对灵州测绘做得如此精细，灵州如此，其他堡垒卫所也好不到哪里去
    。
    显然大战在即。
    这个时候他畏惧哗变逃跑，只能让宁镇本就不堪的防务雪上加霜。
    因此只能带着侥幸心理，希望哗变能推迟到战争来临，另一边也让儿子尽量防范标营哗变。
    不过对王德昌来说，防范个标营顶个屁用，他又没办法盯着每个人。
    而哗变、冲击署衙，只需要十几个人就能办，裹挟从众几百人，就能让镇城乱了套。
    所以王德昌的注意力压根就没在防范哗变上，而是直接在内心笃定哗变必然发生，做起了哗变后的逃跑准备。
    他一面将山东带来的亲信安插城内各处，一面自宁夏标营里选拔那种既疯狂又忠勇可信之人。
    这并不矛盾，因为宁夏兵的疯狂体现在没有上升空间，他们杀谁都行，为巡抚做事一步登天，也算上升空间。
    在城内，他让亲信常驻抚衙，备了好多套民服，还在后墙停了两辆车放了梯子、并将一些信得过的宁夏兵提拔到最近的城门职守。
    在城外，他置办车店养马、买入草料常备餐食，并使人交好沿途驿铺的驿丞和铺司和青铜峡的守军，规划出一条离开宁夏的逃亡之路。
    他比洪承畴准备的更细致。
    因此一听说哗变，王德昌便飞奔至抚衙，此时前门已经被变兵围住，赶忙跑到后墙。
    正好看见手下的山东老兵正在墙上，七手八脚地把裹旧羊皮袄的老父亲送出来，一行人赶了两辆车直奔城门。
    城里正乱呢，大街小巷的人都在乱跑，一路有惊无险地奔至城外，回首正好看见抚衙燃起的黑烟。
    被蒙在鼓里的王楫还尚不知道儿子要带他离开宁夏，闷在车里不敢露头，盘算着进巡抚标营避难，等风波过去再派儿子跟变兵谈判。
    结果听见喧闹，一撩帘子，好家伙人都在城外了，一干换了民装的武弁正在车店换马备粮呢。
    王楫傻眼了。
    关键儿子这帮手下根本就不听他说话，只管闷头换马裹粮，完事带着弓刀甲胄就启程奔驰。
    一行人跨过黄河，沿沙井、石沟直奔青铜峡，三个昼夜窜了近六百里地，进了庆阳府的环县地界。
    直到这会儿，驻扎在荒山秃岭的断壁残垣，王德昌才顾得上安抚弃官逃跑惊慌失措的老父亲。
    只不过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很快，他们一行十六人，就被元帅府延庆道的记名军兵捕获。
    他们来的不巧。
    一方面是驻守庆阳府的丁国栋正因军队超编，急于裁军，忙着举行冬季操练沙汰老弱，正处在军队最多的时候。
    而另一方面，延庆道总兵张振也刚刚下令，让丁国栋对环县加紧防备，防御边兵南下。
    丁国栋要裁军，是因为延庆旅驻军超编。
    元帅府各旅驻地额兵，是一道分主副两府，总兵所驻的府，一大一小两个营，额兵七千；副总兵驻扎的府，一标一小两个营，额兵五千。
    而延庆旅因为延安府乡党裹粮从军的缘故，超编两千，在编制上是一个五千人大营、三个三千人标营。
    但这随着丁国栋入驻庆阳府，情况又变了。
    庆阳这地方农民军多，主要以前发生过好几次大仗，像本地的刘家江海兄弟、神家兄弟，都是聚众数万的狠角儿，被打散、解散后很多人就地躲进山里。
    知府鞠思让手下本来就安插了上万农民军，贺人龙来了都想干一仗。
    同时当地还有不少没被安插的农民军，钻在山里各自生理。
    自从庆阳府改旗易帜，归附了元帅府，农民军一打听大元帅是刘承宗，一个个头目
    都要投军。
    关键讲话还都挺硬，张嘴就是自己给刘大元帅合过营、围过城，甚至还有人说给刘承宗做过鞋子袜子。
    丁国栋根本没法拒绝，关键一问刘承宗，刘承宗也说确实有这回事，就让他别难做，先全招了，让他们该种地种地，慢慢通过操练沙汰。
    刘狮子也有心想要加强延庆旅的军事力量，这个旅本来就弱，精锐兵力只有丁国栋和米剌印那两三千甘肃老兵。
    借着这个机会，把分散各地的农民军精锐力量选出来，抽到军队里，留些老弱在地方给鞠思让休养生息，不是坏事。
    因此就给丁国栋送了八个字：募兵贵多，选兵贵精。
    另一方面张振让丁国栋注意环县防务，并不是张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宁夏闹哗变了。
    事实上，是因为延绥镇出事了。
    漠南都督府的杨麒，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先是萨囊台吉率数百乌审骑兵凿开延绥边墙，随即各自扑向周边堡寨，并向南快速滚进。
    混乱仅持续一个时辰，破开边墙的乌审骑兵就自破口返回毛乌素海，在大漠戈壁中扬长而去。
    而都督杨麒则借此时机，引十余骑每人赶马四五匹，沿途仅在延安府各地换马，以日行四百里的速度冲向西安。
    路上军兵不敢拦截，张振收到消息也来不及询问，老长官就已经跑出延安府了。
    丁国栋也不知道张振究竟让他防备什么，反正手上人多，咱就啥也防备。
    刚好把窜进环县的王楫父子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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