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大彩！”
    彭蒙下台之后，一位士子大步上台。
    他没有向祭酒淳于髡施礼，也没有向场中众人施礼，而是向着彭蒙的方向深深一揖，显示了他对彭蒙学说的认同与崇敬之情。
    目送彭蒙坐定之后，此人方才起身向周遭施礼道：
    “赵人慎到，萤火之光，未及彭子天心之皓月。然有所补遗，愿一抒己见，博诸子一笑耳。”
    慎到道：“夫法，救世之良方也！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慎到显然也是法家，他的开场白中，首先明确了法治的重要作用。然后又明确了百姓、有司、君主在法治过程中的不同地位。
    慎道认为：百姓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法令的规范，依法做事，即所谓“以力役法”；
    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所谓“以死守法”；
    而重要的立法权，则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即所谓“以道变法”。
    在慎到的这一番理论里，虽然表明了“法”的重要性，但依然把君主集权置于最顶层的地位，在古代，“法”也是服务于中央集权制的。
    争鸣堂上，诸子百家之间不是为了真理而辩论，有时纯粹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慎到刚刚讲到这里，立即有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一士子起身反问道：
    “慎子所言，法至大也。然法与天子，孰大乎？”
    慎到郑重地道：“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
    这番话的意思是说：
    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置天下来为天子一个人服务；
    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
    设置官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享乐。
    俱酒听了大为震惊，慎到在这段表述里，充分展示了战国时期十分先进的“公私观”。
    慎到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虽然君主掌握着立法权，但不能随意立法，一定要“立法为公”，坚决反对“立法为私”。
    慎到用自己的观点，巩固与完善了刚才彭蒙的“人治与法治”命题。这可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的观点，先进如此，怎么能让人不惊讶呢？
    慎到继续补充道：“正所谓，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一语既毕，正气凛然。
    好一句“法不遗爱”！
    好一句“唯法所在”！
    俱酒忍不住高声喝了一声“彩！”旋即整个争鸣堂中喝彩声四起。
    又一士人起身道：“慎子言必称法，若慎子犯法，慎子至亲越法，当如何处之？
    慎到大义凛然地道：“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我喜欢的可以抑制，我忿恨的可以禁止，而我的法度一刻也不能离弃。骨肉至亲违法可以施行刑罚，亲戚朋友犯法可以进行诛杀，国家法度不能够除去。）
    慎到果然是战国早期法家的大家，也是稷下学宫中的雄辩者，这一番话说得襟怀坦白，正气浩然，又引得争鸣堂中满堂喝彩。
    接下来，慎到又讲到了法家的一个重要论断：势！
    “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故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
    意思是说，唐尧作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邻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贤德的人服从于不肖者，因为权力轻；而不肖者能使贤人屈服，因为地位尊崇。
    按俱酒后世的认知，他知道法家有“法、术、势”三派，而慎到正是“势”派学说的创始人。
    所谓“势”，就是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这种“在其位有其权”的重权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通过上述论述，慎到已经基本反映出他的思想理念，“法”与“势”是相辅相成。势是前提，法是手段。
    慎到此语看似在解释法家的“势”，其实也在以“法治”暗讽儒家口口念念的“德治”。
    按儒家的学说，尧，是德行很高的人，正是如此，以尧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可以凭德行影响人、教化人，带动整个社会发展。
    而慎到则提出“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难道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就没有德行吗？为什么直到他君临天下，方才能够教化于人？
    这其实不是“德”的作用，而是“势“的作用啊！
    座中诸子皆是有识之士，哪能听不懂慎到这些话中暗藏私货，一名儒家士子立即跳了出来。
    “慎子所言，重法而轻贤。国无贤臣，世无良人，如何救世？”
    这是抓住了慎到刚才所言中的“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这句话的漏洞。
    慎到的这个观点，确实有些偏激，将“势”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而不论贤与不贤，这在战国的学术范畴里，是很忌讳的事情。
    所谓贤，也就是人才。
    战国诸子，甚至战国诸侯，都把“贤人”作为重要的资源而孜孜以求。
    比如墨家十大主张中就有“尚贤”；孔子有“举贤才”之论，孟子也主张“尊贤使能”；而法家也主张“论功行赏”。
    在诸侯之中，对于人才的渴求与争取，更是比比皆是。从“楚材晋用”到“千金买马骨”，人才流动渐成规模。
    但现在，慎到居然认为“法”才是最重要的，而所谓贤人并不重要，这不啻于捅了马蜂窝。
    此问一出，整个争鸣堂中一片议论之声，大家都要看看慎到该如何应对这个刁钻的问题。
    慎到镇定地回答道：“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立了公法而又动徇私，是徇私与公法之争，其造成的祸乱比没有法还要可怕；确立了君主的权威却又尊崇贤人，是贤人与君主相争，这将形成思想理念上的混乱，比没有国君还要可怕。）
    慎到一如既往地将法置于绝对地位，他巧妙地用“公法”与“私利”相争，来比喻“君主”与“贤人”之争，将所谓“贤人”置于“君主”的对立面。
    贤人，你还能贤过君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