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5章 越国中兴
作者:封少水   战国:让你弱国苟活你却逆天改命最新章节     
    俱酒割发代首,支付赎金,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一时被奉为神明,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
    先秦时期的法家,都偏向“重刑主义”。尤其是卫鞅,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者,其后的韩非子也坚持这一思路。
    “重刑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轻罪重刑”和刑罚残酷。
    翻开《商君书》,重刑的主张比比皆是,比如“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用重刑去处罚轻罪,刑罚执行到位,事情就迎刃而解,国家就强大了。
    卫鞅还主张“重刑轻赏”,提出“王者刑九赏一,削国刑五赏五。”也就是要将百姓的价值压缩到最极端。
    至于刑罚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墨、劓、剕、宫、凌迟、大辟、腰斩、五马分尸、炮烙之刑等等,主打一个残忍。
    重刑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威慑作用发挥到极点,乱世用重典常常会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严刑峻法必然动摇统治根基,“天下苦秦久矣”就是重刑主义结出的恶果;二世而亡,也是拜重刑主义所赐。
    正是基于对重刑主义的警惕,俱酒果断出手,制止了卫鞅在邗沟边的这次大屠杀。
    在免死吴、越民众的欢呼声中,汉王俱酒登船继续南下,卫鞅也跟上船来,进入船舱之中参见汉王。
    俱酒道:“相国,赎金朕一分也不会少的。”
    卫鞅大礼参见:“臣适才失礼于王,罪该万死,请王上责罚。”
    俱酒微笑着道:“相国之心,朕岂不知?此举,声名归于朕,祸灾归于身,相国志在宣扬汉德,感化越民。”
    接下来,卫鞅向俱酒汇报了他在越国施政的情况,因为有采采公主的鼎力支持,以及淳于浩舟师的强力背书,各项改革计划推进顺利。
    第一步,明法。将在魏国学习的李悝《法经》以及汉国的法制经验,一股脑地搬到了越国,最重要的是突出一个“轻罪重刑”,使越国治理有了定海神针。
    第二步,强军。推行军功爵制。使凝聚着卫鞅心血的“十七级军功爵制”在越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卫鞅接受俱酒的建议,改“斩首记功”为“斩馘(guo)记功”,而且为了防止冒功,规定以左耳记功。
    卫鞅亲自选拔越国勇士,通过汉水军校吴越分校进行培训,严格实行“军功爵”激励机制,训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特别野蛮、特别不要命的军队。
    当时,越国内部也是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尤其是南部的闽中郡,大小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卫鞅在治军初见成效之时,亲自率军南征闽中,牛刀小试。在“斩馘记功”的激励之下,打得百越各部落花流水。既磨砺了军队,也使原本有名无实的闽中郡,真真正正建立起郡县统治机制。
    第三步:集权。深入推行郡县制改革。中央集权程度极大提高,越王搜继续不问政事,一心修仙,采采公主已然成为影子女王。
    第四步:造田。在“三免五减半”造田政策的激励下,新造良田十万余亩,江南一带“粮仓”的苗头已然小荷露角。虽然暂时没有租赋收入,但未来这些土地开始纳税之后,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第五步:良种。土地免税了,就在种子上加收一道租税。播种时官府借给百姓种子,这可是经过汉国农家不断改良的高产稻!收获之后,民众按一定的数量缴纳粮食,以缓解官方暂时的租赋收入。
    第六步:鱼盐。大型船只的建造和拖网捕鱼技术的应用,使越国的渔获产量打着滚地往上翻。国有晒盐公司的成立,专业晒盐场的建设,使食盐产量也稳步提升。
    越盐还以极低的价格向楚、鲁、宋等国倾销,与齐盐形成竞争之势,将齐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鱼、盐产量的同步增长,使腌制业也发展起来,腌制类海鲜通过唐社的渠道不断向内陆销售。
    尤其是章蟜统治的陇西郡一带,大批民众患有大脖子病。俱酒下令调入一批咸鱼干,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治好了他们的病。于是越国的鱼货在内陆提高了知名度,也有了固定的市场。
    第七:丝麻。大规模鼓励蚕桑养殖和丝麻纺织,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养殖数量均呈快速上升之势,以吴城为中心的丝绸产业已然形成,官方还成立了专门的收购公司,统购统销,免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除了销往中原之外,吴地的丝绣产品一路西进,通过开拓丝绸之路的怀氏兄弟之手,竟然在月氏和乌孙国内炒出了天价,成为抢手货。
    还有一点,就是扁鹊高徒子明,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掌握了萃取青蒿素的方式方法,虽然产量还是不高,但也救活了大量患有血吸虫病的吴越土着,吴越之民家家户户为子明立长生牌位,称之为“活司命”,令子明哭笑不得。
    卫鞅唯一有点拿不出手的是,俱酒当初制定的“治越六策”中的教育计划,没有得到深入地落实。
    为啥?卫鞅改革思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弱民计划。他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不仅仅是卫鞅、远在朝鲜的申不害也是这种思想,甚至儒家的孔子也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时代的通病。
    这一“愚民”思想一直贯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民众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村地区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对于卫鞅这种有着高度主见的能臣,俱酒怀着一种让其充分发挥的心理,这也是将他派到越国的初衷。
    至于越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蛮荒之地,不入中国主流。且在越王翳之后,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最终国力衰微,为楚所灭。
    在这一世,能够实现中兴,也算是功莫大焉了。
    而且,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关口时期,文明往往战不胜野蛮。保留越国的野蛮习俗,强悍民风,未必是坏事。
    治国是一条漫漫长路,急不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