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马文升:明朝铁血名将,治世良臣
作者:枫之羽   古代历史着名人物最新章节     
    一、从童稚军趣到法治神君
    在中国历史上,马文升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绩显着的仕宦生涯,成为明代中叶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其故事始于河南钧州,一个并不显赫的家族,却孕育了这位日后威震四方的英雄人物。马文升自幼便展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尤其在对兵事的浓厚兴趣上,常与同伴游戏时,以智勇双全的姿态,赢得“角之靡不仆”的赞誉,预示了他未来在军事领域的非凡成就。
    景泰二年(1451年),是马文升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考中进士,与诸多后来的名臣如王越、余子俊等同榜登科,正式踏入仕途。次年,他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这是对官员道德与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岗位,马文升在此职位上充分展现了其明察秋毫、敢于揭露黑暗面的才能,巡按山西、湖广等地期间,他“发奸擿伏”,打击贪腐,保护百姓,赢得了“神君”之美誉,其执法如山、公正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
    马文升在地方治理上同样成绩斐然。当他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时,面对地方豪强冯某的横行霸道,马文升毫不畏惧,坚决依法严惩,极大震慑了当地的不法之徒,恢复了社会秩序。福建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流传着“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布去地无皮”的歌谣,表达了对马文升的极度赞扬与对公正回归的欢欣。
    成化元年(1465年),马文升的仕途再上新阶,被提拔为南京大理寺卿,这标志着他在国家司法系统中的地位显着提升。大理寺卿负责国家最高司法审判,马文升的任命,不仅是对其过往政绩的肯定,也是对其公正严明、断案如神能力的高度认可。然而,正当其职业生涯即将翻开新篇章之际,命运却安排了一场家庭的悲痛,次年(1466年)七月,马文升因父亲去世而不得不离职丁忧,遵照传统礼仪,回家守丧,暂时离开了繁忙的官场。
    二、固原平叛
    成化四年(1468年),中国西北地区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反明叛乱,由土官满四领导,在石城这个距离平凉千里之外的地方,叛军势如破竹,迅速集结了大量响应者,一时之间,西北大地为之震动,朝廷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满四叛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强,初期在对抗官军的战斗中连连获胜,迫使明廷不得不采取紧急且大规模的军事应对措施。为尽快平定这场叛乱,明廷调动了陕西三边的精锐兵力,总计五万人,同时征调京营兵,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合力。为了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明廷特别委任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并启用了素有威望的马文升,任命其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以辅助项忠。
    马文升以其敏锐的军事洞察力,很快发现了满四叛军的致命弱点——城中水源短缺,粮食储备亦逐渐枯竭。他意识到,只要能够切断叛军的水源,叛军就如同被困于锅中的鱼,生存空间将急剧缩小,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一策略得到了项忠的支持,经过精密部署,官军成功实施了水源封锁,叛军逐渐陷入困境,战斗力大减,最终走向了失败。平定叛乱后,马文升还建议彻底摧毁石城的城墙,以绝后患,确保叛乱不再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这一建议被采纳并执行,有效巩固了西北边疆的安全。
    平乱之后,马文升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在陕西巡抚的职位上发挥重要作用,致力于恢复当地的秩序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茶马贸易方面,他进行了系统的整顿,通过公平的贸易,不仅增强了与各部族的联系,还成功换取了八千余匹番马,大大充实了明军的战马储备,为国防实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在陕西任职的七年多时间里,马文升不仅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在处理边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官职也随着功绩的积累而不断晋升,加封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成为了明廷不可或缺的边疆重臣。
    三、出击鞑靼
    明宪宗朱见深统治初期,西北边境面临着来自鞑靼部落的巨大威胁,领主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等连年侵扰,导致边疆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马文升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被委以重任,承担起保卫国家边疆的艰巨任务。
    成化八年(1472年),针对鞑靼频繁的侵扰,马文升审时度势,主动提出在韦州驻扎军队,并巧妙布局,于各堡寨埋伏精兵,以逸待劳。在精心策划之下,马文升在黑水口一役中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敌方平章迭烈孙,还在汤羊岭战役中再下一城,斩首敌军二百,连续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敌对势力,稳定了西北边疆的局势。然而,马文升的功绩并未得到应有的表彰,他在奏报战功时,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加之朝中缺乏有力支持,导致其仅获得微薄的奖赏,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官场的复杂与对边疆将领的不公平待遇。
    次年,三边总制王越在红盐池取得了大捷,马文升亦有贡献,派遣其子马琇前往京城报捷,但经过廷臣的核查,马文升的功绩竟被认为报告不实,这显然是对事实的误解或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明宪宗据此给予马文升“表奏不实,停俸三月”的惩罚,这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对一位忠心耿耿、屡建战功将领的不公。
    尽管遭遇了不公,马文升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守卫边疆的决心。成化十一年(1475年)正月,他接替王越,总制各路兵马,全面负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军务,进一步巩固了西北防线。同年十一月,因其所展现出的卓越领导能力和显着的边防成效,马文升被调入朝中,升任兵部右侍郎,这一调动不仅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也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意味着他将有机会在更高层面上施展才华,为国家的军事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四、整饬辽东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马文升抵达京城,开始执掌兵部事务,其军事才能和对边疆事务的熟悉,使他在中央决策层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同年七月,面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尤其是蓟门至辽东一带的防御问题,马文升被朝廷委以重任,前往该地区整饬边备,强化防御体系。
    然而,马文升在辽东的任期并不平静,他与当时的巡抚陈钺在处理辽东事务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马文升在奏疏中直陈辽东问题,言语中不乏对陈钺政策的批评,这让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更为复杂的是,陈钺背后有当时权势熏天的太监汪直作为靠山,这无疑加剧了马文升在官场的孤立处境。
    成化十四年(1478年),辽东局势因陈钺误杀女真贡使而进一步恶化,引发边疆动荡。汪直欲借此机会亲征辽东以树立个人威望,但遭到朝中明智之士如太监怀恩的反对,建议派遣朝中重臣前去安抚。马文升主动请缨,担此重任,成功安抚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展现了其处理民族关系的高超手腕。然而,马文升拒绝汪直派人同行的提议,这一举动无疑再次触怒了汪直,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汪直利用其权势,与刑部尚书林聪等联合调查边疆事务时,故意将辽东的动乱归咎于马文升禁止边贸农器交易的政策,尽管马文升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被下入诏狱,并被贬谪到重庆卫戍守,这一去就是四年之久。直至汪直失宠,马文升才得以恢复官职。
    成化二十年(1484年),马文升再次被朝廷起用,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第三次赴任辽东巡抚。这一次,他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士卒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因为马文升曾公正地评论过陈钺的问题,其公正无私的形象在辽东深入人心,士卒们以鼓掌跳舞的形式表达对这位清官的欢迎与敬佩。
    五、主持兵部
    成化末年至弘治年间,马文升在明朝政坛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在军事、民政和朝政改革方面的贡献,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深具远见与执行力的官员形象。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马文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负责总督漕运,并兼顾凤阳等地的巡抚事务。在淮、徐、和等地区遭遇饥荒时,他迅速调度江南粮银,有效缓解了灾情,显示了其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同年升任兵部尚书,但因宫廷政治的复杂,次年被调至南京兵部尚书,这背后有李孜省等人的暗中操作。
    明孝宗即位后,马文升被召回中央,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针对当时流行的迷信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清理措施,旨在恢复朝纲正气。在弘治元年,马文升开始提督十二团营操练,针对军政废弛问题,他实施了严格的考核制度,罢免了数十名贪腐无能的将校,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虽然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导致了针对他的威胁与诽谤,但孝宗皇帝给予了坚定支持,甚至增派护卫保护其安全。
    在对外政策上,马文升主张慎重使用武力,但在必要时也果断采取军事行动,如在哈密问题上,他巧妙利用地方矛盾,策划夜袭哈密城,成功收复失地,这是明朝官军首次深入该地区作战,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策略和外交手腕。
    马文升在朝中与吏部尚书王恕并称为人望所归,他们的正直与政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尽管马文升声望日隆,却未被选为吏部尚书,这让他心中难免有些许失落,但他并未因此消极,而是继续勤勉于职守。
    晚年,马文升面对儿子马玠的过失,虽得孝宗宽宥,但他仍引咎自责,请求辞职,表现出一位老臣的自我要求与责任感。尽管身体渐衰,他仍多次请求致仕,但孝宗念其功绩,未予批准,反而加授其官职,显示了对这位资深重臣的倚重与尊重。
    六、遭劾求归
    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马文升被改授为吏部尚书,这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职位,同时被加封为少师兼太子太师,这样的荣誉在明代历史上极为罕见,足以证明孝宗皇帝对马文升的信任与器重。此时,马文升已是年迈之躯,但其对朝政的忠诚与热情并未随年龄增长而减退。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面临京察,即官员的定期考核,孝宗特意召见马文升,尽管听力已不如前,马文升仍旧表示将公正无私地进行官员的黜陟,展现出一位老臣对国家治理的深厚责任感。
    马文升在任吏部尚书期间,对官员的考察和任用极为认真,尤其是对“传奉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处理,显示了他的政治魄力和改革决心。传奉官是指未经正常科举或荐举程序,直接由皇帝特旨任命的官员,这类官员的泛滥往往导致官僚体系的腐败和效率低下。马文升不仅提出异议,还实际操作,裁撤了大量的传奉官,优化了官僚队伍,节省了国家开支,这一系列举措赢得了朝野的赞誉,但也因此树敌不少。
    马文升在人事任免上的严格与公正,难免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其中与刘大夏的矛盾尤为突出。刘大夏与马文升在官员评价上的不同,以及对特定官员的提拔与抑制,引发了朝中不同派系的对立。随着正德元年(1506年)的到来,刘大夏一派的反对力量汇聚,最终导致了马文升在提交二十一道奏疏后,被批准致仕,结束了其辉煌而坎坷的官场生涯。
    马文升的晚年,恰逢宦官刘瑾专权,因其与一些反对派官僚的密切关系,被削秩除名,这对于一位为国家鞠躬尽瘁的老臣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永远偏向邪恶,正德五年(1510年),马文升去世两个月后,刘瑾被捕,朝廷恢复了对马文升的名誉,并追赠其一系列荣誉,以示对其一生功绩的肯定和怀念。
    结语
    马文升的一生,是忠诚与智慧的象征,是勇敢与廉洁的典范。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古训,不仅在军事上扞卫了国家的安宁,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