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周延儒——崇祯帝下的权力浮沉
作者:枫之羽   古代历史着名人物最新章节     
    一、少年得志
    周延儒,这位生于书香世家的才子,自小便展现出不同凡响的智慧与学识。他的家族背景深厚,祖辈中不乏科举及第者,这无疑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周延儒的祖父周淳,曾是一位举人,官至太康知县,而其父亲虽未获功名,但周延儒本人却以“神童”之誉闻名乡里,其才学之盛,早年便已显露锋芒。
    周延儒的科举之路堪称传奇。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高中乡试,次年更是一举夺魁,先中会元,再夺状元,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他的卓越才能,也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翰林院修撰的职位,意味着他正式踏入了大明王朝的权力核心。
    周延儒的外表与学识一样引人注目,他的俊美外貌使他颇受京城士大夫圈的青睐,甚至与同科进士冯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不仅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私生活上亦颇为亲密,有“小唱翰林”的戏谑之称。这段友谊,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私人联系,也促成了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
    然而,周延儒的人生并非只有光鲜的一面。天启二年(1622年),他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此时正值魏忠贤专权,政治环境异常复杂。周延儒在这一时期,不仅推动了孙承宗入阁,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手腕,还曾因父母双亡而隐退,避免了直接卷入魏忠贤掀起的政治风暴。
    在这段避世的日子里,周延儒并未完全置身事外。他对好友冯铨的信件中,透露了自己对东林党人遭受迫害的关切,尽管自身处境微妙,他仍试图伸出援手,这体现了周延儒内心深处对于正义与友情的坚持。
    二、拔擢重用
    周延儒的政治生涯在崇祯帝即位后迅速攀升,其拔擢重用的过程充满了政治斗争与宫廷权谋的色彩。天启七年(1627年),当周延儒结束服丧期,恰逢新帝登基,他很快被补任为詹事府正詹,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便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边疆危机频发之际,周延儒的洞察力和应对策略引起了崇祯帝的注意,尤其是在处理宁远、锦州兵变的问题上,他巧妙地提出了既满足军队需求又防止长期依赖的策略,赢得了崇祯帝的赏识。
    同年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离职,周延儒看到了入阁的机会。他不仅在朝堂上积极表现,还暗中结交外戚和宦官,意图通过内外结合的力量来达成目标。然而,他与钱谦益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后者被逐出朝廷,这也标志着周延儒与东林党人的关系恶化。
    崇祯二年(1629年),周延儒与崇祯帝的一次秘密长谈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尽管外界对此次谈话内容一无所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它为周延儒入阁辅政奠定了基础。面对言官的反对和指责,崇祯帝对周延儒表现出明显的偏袒,最终在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正式入阁,参与国家机务。
    随后的岁月里,周延儒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与温体仁联手控制朝政,两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清洗,打击异己,尤其是东林党人。周延儒不仅自己获得了崇祯帝的信任,还推荐自己的姻亲和同僚入阁,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周延儒已加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书,进位建极殿大学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权力达到了顶峰。
    三、周温倾轧
    周延儒与温体仁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晚明政治舞台上一场错综复杂的角力。随着温体仁逐渐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他开始暗中策划夺取周延儒的首辅之位。温体仁先是起用自己的亲信闵洪学为吏部尚书,掌控了人事任免的关键,随后又培植了一批心腹,包括御史史可程、高捷,以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
    周延儒与温体仁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发生在崇祯四年(1631年)的会试事件上。周延儒亲自担任主试官,违反了由次辅主持的传统,且在考试中涉嫌舞弊,使姻亲陈于泰和好友之子吴伟业分别获得了廷对第一和会元。这一举动被温体仁及其亲信利用,通过泄露信息给御史袁鲸,企图借此扳倒周延儒。然而,周延儒抢先一步,将吴伟业的试卷呈给崇祯帝,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从而暂时化解了危机。
    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当行为逐渐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员被指涉贿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一系列针对周延儒的弹劾潮起,包括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飙在内的多位言官,纷纷揭露周延儒的贪腐和专横。尽管崇祯帝对周延儒进行了庇护,但吴桥兵变的发生,让周延儒被指责为祸首,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
    温体仁通过其控制的吏部尚书闵洪学,将过错推卸给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员纷纷转向温体仁。周延儒的亲信开始反击,尤其是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直接指控温体仁与闵洪学勾结,排除异己。崇祯帝采取了平衡措施,既处罚了华允诚,又批准闵洪学休假,同时对周延儒和温体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满。
    随后,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升级,双方互有攻讦。周延儒利用亲信陈于泰攻击温体仁,而温体仁则唆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进而牵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请辞职,但被崇祯帝挽留。然而,当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揭露周延儒招权纳贿,尤其是对原内阁首辅李标说可以影响崇祯帝旨意,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时,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崇祯帝对此事极为重视,追问详情。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周延儒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辞职,回到了家乡宜兴。周延儒试图通过推荐他人来制约温体仁,但最终未能成功,温体仁顺利接替他成为内阁首辅,标志着周温倾轧的阶段性胜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
    四、再任首辅
    周延儒的再次复出,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彼时的明朝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蔓延,外有满清的虎视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温体仁倒台后,其亲信张至发、薛国观相继接任首辅,但局势并未好转。复社成员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门生,与复社领袖张溥联手,耗费巨资结交崇祯帝身边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图推动周延儒重返政坛。与此同时,崇祯帝也有意再次起用这位曾被罢黜的首辅。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与贺逢圣一同进京,次日便得到崇祯帝的召见,随即官复原职,出任内阁首辅。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对门生杨士聪坦言,自己深知复出必致祸,但出于责任与使命,他不敢不来。这番话语,既透露了周延儒内心的忧虑,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大事的担当。
    周延儒复出后,迅速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释放漕粮白粮欠户、减免积年拖欠赋税、减轻兵灾岁荒地区的田赋负担、宽宥轻罪犯人、恢复被错误处分的举人资格、增加取士名额、召回因直言而遭贬的官员等。崇祯帝对这些政策全盘接受,并赐宴为其洗尘,显示出对周延儒的高度信任与期待。
    在施政过程中,周延儒确实展现出了贤相之风,提拔了不少有声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绩,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誉。崇祯帝对周延儒的倚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尊称其为“元辅”“先生”,而且频繁赐坐、赐膳,对周延儒的奏折几乎当日批复,即便偶有延迟,也会附上解释,并表达出对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皇极殿的隆重仪式后,特意召见阁臣,以师席之礼待之,表达了对阁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期望在他们的辅佐下实现天下治平。周延儒对此却显得忧心忡忡,他意识到皇帝的期望越高,未来的责任和可能的责备也将越重。
    五、欺君误国
    周延儒的晚年政治生涯,因一系列决策失误和行为失当,最终导致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在明朝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周延儒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其表现却远未达到崇祯帝和民众的期望,反而加速了其政治生涯的崩溃。
    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面对清军的再次入侵,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未能提出有效对策,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迷信的手段,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抵御外敌,这一行为不仅未能挽回颓势,反而暴露了其无力应对现实挑战的困境。当崇祯帝询问其关于与清和谈的意见时,周延儒的沉默不语,更是让皇帝对其失去了信心,预示着其政治地位的下滑。
    随着清军的深入,周延儒被委任督师,负责阻击清军。然而,他的行动却充斥着敷衍与虚伪。在接到命令后,周延儒虽迅速出征,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不仅未亲自指挥战斗,反而在后方享受盛宴,与将领们沉溺于酒色之中,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周延儒及其随行官员还不断地向朝廷上报虚假的胜利消息,谎称连战皆捷,这一系列行为极大地误导了崇祯帝,也损害了明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更为严重的是,周延儒在督师期间的腐败行为,如收取贿赂为将领叙功,进一步恶化了军中的纪律,加剧了军队的涣散。当崇祯帝得知真相后,对周延儒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尽管最初崇祯帝对周延儒仍有几分宽容,允许其体面地退休,但周延儒的行为已触及了皇帝的底线,也触怒了朝野的公愤。
    周延儒的最终结局,不仅是个人悲剧的体现,也是晚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无能的象征。他的失败,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以及面对内外危机时的束手无策。周延儒的故事,是对后人的一次警醒,提醒着每一个执政者,权力的行使必须谨慎,否则不仅会危害国家,也会毁灭个人。
    六、获罪赐死
    周延儒的政治生命,在一系列的指控和审判中走向终结。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不满与日俱增,特别是当清军第六次入侵,周延儒督师无功,加之后续的腐败指控,使得皇帝对这位曾经倚重的首辅彻底失望。周延儒被召回京城后,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各种攻讦纷至沓来,揭露其种种不法行为,包括通过幕客招权纳贿、与内侍勾结等。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的揭发尤为关键,他不仅揭露了周延儒的亲信范志完的罪行,还将矛头直接指向周延儒本人。随后,周延儒的义子吴昌时也被指控窃权纳贿,与内侍勾结,这触及了崇祯帝最敏感的神经。在审讯吴昌时的过程中,崇祯帝亲自介入,最终将吴昌时处决,显示了他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周延儒在被召回京城的路上,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甚至焚烧了藏宝的楼阁,似乎在清算自己的过去。抵达京城后,他被安置在寺庙内,处于严密监控之下。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周延儒上书请求戍边,试图以实际行动赎罪,但未获回应。
    最终,三法司对周延儒的判决为充军终身,但崇祯帝推翻了这一判决,亲自下旨将其赐死。周延儒的死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听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时,他还抱有一丝侥幸,但随后的赐死旨意让他彻底绝望。在锦衣卫的监督下,周延儒被勒令自裁,死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表达了对皇恩的感激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
    七、结语
    周延儒的一生,是才华与腐败、忠诚与背叛的交织。尽管他在政治上有过辉煌的时刻,但最终还是因其个人的贪婪与不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清修《明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这一评价反映了后世对其行为的严厉批评,也警示后人权力背后的责任与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