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施政纲要
作者:南国平民   再造大宋之怪我不小心最新章节     
    但是伍思成因为见识的局限,甚至他糊涂的理解为道教就是源于道家。因此,他回答道:“一切谨遵大人安排。”
    行吧,一时半会也跟你们解释不了。
    “既然定下了规矩,那么就要推广,大家都得加入,再将道家、道教中的精英,也就是厉害的角色吸纳进来,为我。。。。。。哦,为大宋所用,各司其职。你们知道的,这些人是精英,我们就要给他们冠一个不同的名号,叫天道党如何?”
    伍思成不置可否,张靖等人更无所谓,名号嘛,只要不太丑,你爱咋的就咋的,没人纠结。
    “但我们也要注意包容其他的各家各派,我指的包容是能与天道党合作的,至于那些骗人的成份居多的教派,要打击,要规范他们的行为,还有个别教人行恶的,要铲除,将其连根拔起,坚决的铲除,毫不手软!”
    张靖惊讶的看着李芗泉说到后面越来越激动,脸上甚至带着些痛恨,心里嘀咕:难道是哪个不知信什么教的直娘贼惹到过这位统领大人?
    而伍思成则在思考这位知州大人的想法:他这是要让天道党一家独大?于我,乐见其成啊。不用说,他是教宗,那么我,好歹也是大长老、主教了。
    伍思成还在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李芗泉已经令人找来了刘悌廉:“岚清,来见过监州。伍大人,他是刘家村族长的嫡子,自幼饱读诗书……”
    伍思成忙插了一句话:“我在凌霄城时,见过刘老族长,也见过岚清几次。”
    “哦,如此更好,我看岚清颇有志向,而伍大人又求贤若渴,因此,我将他引见给你,伍大人,你意下如何啊?”
    伍思成心里很清楚这位知州的目的,他笑着说:“那真是好极了!能得到岚清这样的大才相助,幸哉幸哉!”
    内心激动不已的刘悌廉看着眼前的知州与监州,想不到自己一自荐,就得到重用的机会,他更清楚,这次机会对他来说非常难得,如果能够得到这二位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自己的前途定将一片光明。
    “多谢二位大人抬爱,在下愿效犬马之劳,竭力辅佐大人。”
    “哈哈,好好好!有岚清相助,能替我分担不少的事务!”
    李芗泉微微一笑,这不就挺好嘛。他满意地看着两人,心中暗自松了口气。接下来,他需要让刘悌廉尽快熟悉州里的情况,并与其他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
    李芗泉名义上顶着权知长宁州事的牌子,然而他哪里有施政的经验,实际上他只是挂个名罢了,五品监州伍思成才是文官的实际领军人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梅硐城内,唯有伍思成才是整个长宁境内,最高官阶、正儿八经的大宋正牌转运判官呢。
    说到这个转运判官,职位虽比转运副使还略低,但这个职位需要真材实料,一概催徵钱粮之事,皆由其负责,无论转运使还是副使,大都只是作最后的验明罢了。同时南宋后期,部分转运使、判官,还兼有监察知州职务,以防止出现贪腐的现象。
    眼下这位伍大人,也并非浪得虚名,他召集城里有点墨水的文官吏员,连夜奋笔疾书,准备好了他主政之下的“文治”纲要,自然,李芗泉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丁亥年丙午月辛卯日(6月13日),农历五月初一,监州推出了他的“十一大事”!
    大衙之上,戴着长翅帽的伍思成正襟危坐、脸容严肃,新做的绯色公常服腰带上,配着个银鱼袋--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至少李芗泉没有这个本事。看来这位监州,倒是很好面子。
    伍思成眼中布满血丝,不过连夜的操作,也丝毫未影响到监州大人的精神,台下两班文官,或着绿袍,也有着或黑或白衣裳的,皆是城中官吏,文官之后,便是各坊乡望,也被邀请前来参会。
    本来堂中大位,应是这位权知州事的李芗泉坐的,但他不在乎过程,并且伍思成一夜劳累,由其来宣布施政纲也算是对得起监州的一番呕心沥血。于是,李芗泉在上首处又设了一个位,与伍大人并肩坐在一起。
    “诸位,长宁州建立伊始,事多且杂,然而时不我待,我等唯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建设富足、强盛、文明的家园中来,壮大自己,才能与鞑子一较高低,因此,以伍大人为首的班子制定了行动纲领,给诸位提供指导性的方向,下面有请伍大人进行讲解说明。”
    在李芗泉简略的讲了一番为何要分布新政后,伍思成才一本正经的起身,先向东拱手道:“自我朝太祖始,三百二十有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然胡虏觊觎,九州之地,血流漂杵,山河蒙尘。为复振朝纲,强我大宋,臣长宁监州伍思成,奉知州之命,不敢稍有懈怠,特制长宁军州十一大事,以报浩荡皇恩!”
    “其一,梳通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各设甲长、保长,司管、教、养、卫之职,若有为盗通贼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原本李芗泉想推行后世的村、居委会制度,但变化太大,伍思成以难于管理而竭力反对,考虑到保甲制是古代中国长久实际的制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后世的村居委会制,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与强力的干预能力,目前不太现实,只好作罢。
    “二,薄徭役,废丁税(人头税),行摊丁入地制。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可上下其手,其利四。”
    其实对于这一点,只能说是李芗泉与伍思成两人在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最后勉强达成的一致。最初李知州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他介绍完后,伍监州立即出言反对,他理解这个责任制就是将山林土地归于农民,也就是国家、士绅地主统治阶级将失去对土地的控制。
    无论李芗泉怎么解释“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与区别,监州大人就是不同意,反而好言相劝,不要“自乱阵脚”。最终,李芗泉再次退让了,因为伍思成说得对,自秦至民国,士人集团都是统治阶级,他们是民间资源的实际掌握者,现在自己羽翼未丰,还不能与士人地主阶层作对。
    就如篡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人人皆称之为暴君,实际上这是对王莽不公正的评价,正如后世的胡适点评:“王莽是中国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
    但建立新朝15年的王莽,最终却落得个被杜吴所杀,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到295年,用作告诫朝臣宗亲谋逆者将有此下场。
    这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其实持谦恭敬品格敦厚、还算勤政爱民的王莽,其想法是好的,但他急于求成,草草颁布超前的政令,又遇连年的天灾、蝗灾,最后士人集团利用这些问题,怂恿农民起来反抗,才落得如此地步。
    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些超前了!而摊丁入地呢,却不然。
    历史上,摊丁入地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中,较为先进的一种制度,始于明代,盛于清代,事实上,确实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有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调整了国家、士人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摊丁入地,其实本质上只是缓和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做制度的改变,因此,士人能接受,有所减负的农民当然更愿意了。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这项政策对于增加国库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皇帝当然愿意了。
    对于这一条的订立,思路清晰的伍思成很快便接受了。
    “其三,丈量田亩,予民耕种,奖励垦荒!四,组织诸民兴修水利;五,大力种植桑、麻、棉、果等作物;六,发展工商业,单独实行什一税,别无它赋。”
    这四条主要是为了促进农、商发展,除却目光短视的“蝗虫起义军”外,丈量田亩、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要干的一点大事,既能积聚国力,又能收获民心,傻子才不干。
    后世一句话说得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实,没有农业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何况在暴元的残酷统治之下,民众食不果腹,若朱雀军治下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民众的向心力将大为增强。
    说到对商业的征税,伍思成倒是积极的听取了李芗泉的意见,这什一税的出台,从根本上与摊丁入地分离出来,对于将来商业的发展,有了一个保障。
    “七,徒富民,抑豪强;八,取消奴、婢制度;九,成立惩贪司,传司捕查作奸犯科官吏;十,编民入户,清查户口。”
    对于“徒富民,抑豪强”,这是李、伍二人皆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伴随兼并带来的农民人身依附,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的农民人口、田地应对国事,更根本的是,豪强集团会威胁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君主专制集权。
    譬如汉朝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与自刘邦至刘彻,皆不遗余力的打压豪强,并将其作为一项长久性的政治国策有关。没有这些地方豪强的离心离德,就会政令通行,上下一致,国家不强盛都难。
    再譬如明末,豪强占有大量土地与财产,这些豪强又资助东林党等卖国集团,最后反而皇帝无钱给边卒发赏,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防患于未然,抑豪强就必须现在开始,否则将来后患无穷。
    至于取消奴婢制度,则是鉴于当下鞑子的奴隶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还民以自由身份,以争取还在蒙元统治之下的苦难民众,特别争取人口基数最大的汉人或亲汉南方夷民,无论当下还是将来,都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成立惩贪司一项,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其实李芗泉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自古官官相卫,无论在哪个朝代,他们最终都会打成一片,除非改变政治制度。
    对于编民入户,这是基本的数据统计,有了准确的大数据,才能为今后的定策、打战或重大项目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十一,办学堂,免供教授,开设道德、国学、算术、格致、击射、音律、医术等学问,孩童不分男女,皆需入学。”
    关系学堂的事,是伍思成主动提出来的,而李芗泉丰富了学堂教授的范围,但在学生选择的方面,伍思成坚持男童入学,不过这次李芗泉寸土不让,并耐心解释为何男女皆一视同仁的道理。
    各朝各代,教育大体只针对少数人,然宋代有所差别,由于国富民富,宋代的扫盲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最高的,甚至高于民国、共和国初年。伍思成生于这种环境,他虽无法完全认同“适龄孩童一律入学”、“女童皆要入学”的建议,但他能勉强接受。
    伍监州的“十一大事”,对于稳定民心、保障民众权利、发展生产、促进教育与工商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是有正面作用的,这也基本奠定了将来李芗泉治下的施政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进入伍思成文官系统的吏员刘悌廉在兴办学堂方面,也提了一些建议,对于此条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却是当初张山翁在刘家村施教时提起过,被刘吏员拿来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