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来对于杨嗣昌这个名字不算太陌生，因为前不久从山东发回的报告中，不管是军方还是情报部门，都反复提及了这个名字，认为正是此人应对无方指挥失策，才导致清军能一路南下打过黄河，对于此次发生在山东境内的战乱，杨嗣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根据穿越众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杨嗣昌此人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只能算是平平无奇，但却因为时势被崇祯安在了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上，统筹指挥抗击清军的作战行动，其表现自然不会太理想。不过杨嗣昌虽然在军事方面的能力不足，但对皇权和朝廷的忠诚应该毋庸置疑，照理说当前这个时期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北方恶邻身上才对，怎么还会有心思惦记着江南一个知府之职。

    而且说起来知府品级也不低了，又是宁波府这种被视为肥缺的地方，不知道明里暗里有多少人在盯着，这杨嗣昌是兵部尚书而非吏部尚书，按说地方官员的任命调动也不是他能插手决定的事情，这就让曲余同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合理了。

    “曲大人的意思是，现任兵部尚书想撬了你的知府职位？”陶东来有意在“兵部”二字上加重了语气，看曲余同是否意识到这不合情理的地方。

    曲余同应道：“地方官员任用，本不该由兵部尚书插手，但杨嗣昌此人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如今深得皇上信任，他的进言，皇上是很看重的，说是言听计从也不为过。”

    陶东来道：“我还是不太明白，他要从何种角度下手，才能把你从知府位置上弄走。”

    “还是跟平辽大计有关。”曲余同继续解释道：“陶大人有所不知，这杨嗣昌早年间曾在户部任职，又曾镇抚边镇，对钱粮军阵之事颇为熟悉。朝廷大员当中，他算是少数能制定军事方略的人物之一，又能说会道，皇上自然愿意听他的主意。按照杨嗣昌的说法，大明要抵御外寇，一是先要平定内乱，二是要筹办足够的武器钱粮。如何弄到足够多的军饷来支撑作战，他自然是盯上了如宁波这样的富庶地区。”

    “本官与贵国合作之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所以这杨嗣昌认为，如果能换个人来管理宁波府，那么就可以管控与贵国的贸易，将本地收益全部纳入国库充当辽饷。他曾在户部任职，若是向皇上声称如此操作下来便能解决辽饷问题，皇上也就很容易会采信他的意见。”

    陶东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但这样说来，也只是他单方面的看法，贵国皇帝不会这么容易被鼓动吧？”

    曲余同道：“所以最近才会有人暗中向朝廷递交奏折，试图以公器私用，中饱私囊的罪名状告本官。这上下一起发力，本官就算是上书自辩，也很难自证清白。只要让皇上对本官起疑，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陶东来听完这番解释，这才稍稍觉得因果关系理顺了一些。那杨嗣昌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如今清军已经退兵，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发力。设法从民间筹集军费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明长期面临的军费困境，那么指挥失误导致清军攻入国内的罪过也就不会被清算了。

    大明以辽东军饷为由在国内增加赋税早就不是新鲜事了，自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后军政权开始，大明就以每亩田地加派三厘五毫银为标准，向民间加征辽饷二百多万两。为期三年的加征，总共为大明国库筹得辽饷五百二十万两。

    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中，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著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来，而且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但为了维护统治，军饷决不能停，朝廷又没办法将征收赋税的范围扩大到权贵阶层，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增收。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看当下国内哪里最为富庶，来钱速度最快了。

    这个问题当然不难找到答案，如今大明国内有很多地方都陷入了内乱之中，特别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区域，最近这些年里几乎就没消停过，社会经济早已濒临崩溃。而经济状况较好的自然就是那些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地区，尤以东南方向的沿海地区为主，如江浙地区、福建漳泉两州、两广珠江流域等等，依靠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大明当下最为繁荣的地区。

    但福广地区如今对朝廷来说，却是有些鞭长莫及的意味。两广因为毗邻被海汉占去的海南岛，被渗透得最为彻底，朝廷在当地的官员任免如果没得到海汉的认同，很难安安稳稳地完成任期，而且如果要直接插手当地贸易事务，也很可能会激怒海汉，甚至引发战事，所以从一开始两广地区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

    而福建地区已经有了许心素这个土皇帝，将当地经营得如同国中之国一般，许心素在福建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分疆裂土的藩王，朝廷要插手当地事务的难度也不比两广地区差多少，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给许心素创造出造反的借口，到那步田地可就没法收拾局面了。所以就算知道许家富可敌国，经营着许多能赚大钱的产业，朝廷也只能眼馋，却没法让许家老老实实把这些好处吐出来。

    福广地区都动不了，也就只剩下江浙了。但问题是当地虽然富庶，大部分财富也同样是集中在少数社会上层手中，而这些权贵一向都不是承担赋税的主力，朝廷要给这些人直接加派赋税的难度其实相当大。杨嗣昌通过所掌握的信息，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江浙地区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部分，收归到官府手中进行管理，再从中抽取部分利润纳入国库充作三饷。

    当然了，征税这部分肯定不是向自己人收，而是来这个地区做买卖的外国人——比如说占领了舟山岛的海汉人就是极好的目标。而过去形同虚设的市舶司，今后可能会变成权力巨大的衙门，将所有跨境贸易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宁波府距离舟山最近，自然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杨嗣昌的目标。而知府曲余同与舟山当局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杨嗣昌如果要推行自己的新政，那肯定就不能让曲余同继续掌管宁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但宁波每年通过国际贸易创造出的利润惊人，足以让杨嗣昌忽略潜藏的矛盾危机，开始策划安排顶掉曲余同的计划。

    而曲余同既然有胆子跟海汉合作，自然也不是什么老实人，这些年赚进口袋里的银子也送出去不少，该上香的地方都没拉下，京城里当然也有他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些银子的确也没白花，到了关键时刻总算是有人送来消息，提前警告他防范危机。曲余同审时度势，自知无力化解来自朝堂上的攻势，便只能求助海汉，希望能借助海汉的支持保住自己的官位。

    当然了，杨嗣昌想实现的目标很大，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措施肯定会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所遇到的阻力也绝不会只是曲余同这一处，所以行事还需较长的时间，曲余同也还有改变事态走向的机会。

    陶东来听完来龙去脉之后，倒是很快发现了曲余同应对策略中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曲大人，你和石将军希望通过举办联合军演来表明宁波府是铁板一块，不会轻易被外部势力动摇，但你有没有想过，目前联络的这些什么指挥使，千户，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胆子去对抗兵部尚书？或者说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对付的人是谁？事到临头，他们扛得住来自朝廷和兵部的压力吗？”

    “这……”

    曲余同没能顺畅地回应陶东来的问话，这让陶东来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曲余同和石迪文对联合军演的构想并不周全，他们想以此来向朝廷表明插手宁波府事务的难度和风险，但那些军头可不见得都是曲余同这般将身家性命前途全部筹码都压在海汉这边，参加军演问题不大，可要跟朝廷对着干，那或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石迪文这时候主动接过了话头：“的确还有些内情没有向这些人和盘托出，因为如果全都告诉他们，那有的人可能会打退堂鼓。我们的想法是，先把这些人拉上船，尽快把事情办了，等过后他们醒悟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后悔药吃了，今后只能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你的意思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陶东来微微摇头道：“风险很大啊，这中间如果有人得知了杨嗣昌的打算，说不定反手就先把你们给卖了！到时候杨嗣昌先请旨让曲大人立刻卸任，你们可能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军演这事要快啊！”石迪文辩解道：“只要我们能赶在前面，就有希望占据主动，杨嗣昌想对这边有所动作，终究还是要顾忌地方上的反应。他总不能一口气把宁波的文武官员全给换了吧？”

    陶东来仍是摇头道：“还是不妥。你们的做法只是在赌杨嗣昌会对宁波的局面有所忌惮，但如果军演完他还是决定对宁波动手怎么办？就算他不动曲大人，但利用职务之便，要把参与军演的这些卫所将领找个理由换掉也不会太困难，到时候对我们的正常贸易肯定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我们保住了曲大人，但丢掉了对卫所的掌控，这就算胜了也只是惨胜。”

    如今宁波及周边州府的不少卫所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贸易，在捞金的同时，其实也为海汉在江浙地区的货物进出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海汉花了几年时间才经营出了当下的局面，如果杨嗣昌意识到宁波的这些卫所将领都靠不住，那为了达成他控制贸易渠道的目的，肯定也得把这些人换掉，而这显然会对海汉不利。

    石迪文和曲余同商量出来的这个方案虽然具有可行性，但在陶东来看来却太过冒险，就算顺利实施了也未必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甚至有可能还会起到负面作用，影响到海汉在江浙的贸易状况。所以尽管两人百般劝说，陶东来还是坚持反对意见。

    “这要是行不通，那岂不是就只能洗干净脖子等着挨刀了？”石迪文见无法说服陶东来，当下也不禁有些沮丧。